材料一

——摘编自张海鹏徐蓝等《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边区第二届参议员219名，除共产党员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86人；常驻议员9人，其中党外人士6人；党外进步人士担任乡长以上各级行政领导的有3592人。边区浓厚的民主与抗日氛围，与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出资出粮出人力，各方进步人士积极献计献策。如陕北著名士绅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提交的“精兵简政”议案，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推开后，达到了精简、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节约五大目的。同时，抗战期间有4万多名有志青年经过敌占区到延安，爱国青年们讲：“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毛还有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摘编自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材料三

材料一：1405年至1433年间，明朝政府发起了七次大规模的海上探察系列活动，领导这些探察的是宦官郑和，郑和的每一次航行都带着一支令人敬畏的船队，辅以庞大的武装军队，可以镇压探险队所到达的任何港口出现的抵抗。在前三次的航海中，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印度和锡兰。第四次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最南到达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在整个旅行过程中，郑和随意把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作为礼物散发出去。在返航时，他从东道主那里得到大量的、非同寻常的礼品，包括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郑和及其同伴尊重他们所遇到的当地神灵和风俗习惯。郑和通常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七次探察在印度洋盆地确立了中国人的地位和声誉。在他第四次返航时，郑和带来了30个国家的使节，他们来到中国，对明朝宫廷表示了敬意。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材料二：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为重要方向，呈现出陆、海、天、网全面推进的态势。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自2015年成立以来，亚投行已从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来自六大洲的106个成员，成为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教育合作、文旅交流、媒体智库、民间交往等领域开展广泛地合作，与共建国家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不断加强，拉近了共建国家人民的距离，促进民心相通水乳交融，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

——摘编自蔡彤娟《“一带一路”十年成就与展望》

材料一   早在《大清律例》制定前，清王朝就将所行律令“颁行天下”，责令外藩蒙古以及新归附的各地区民众晓谕遵行。全国大致统一后，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施以教化，树之风声，“俾荒服之人，咸昭法守，斯尤大同之郅治”。雍正四年（1726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施行，清朝还在川滇黔湘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府县，把各族民众编入民户，并将无主荒地“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兴建水利工程，推广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清王朝在制定政策时讲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官”，《蒙古律例》《新疆律令》等条例的颁布突出反映了这一点。清朝在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设官建制并保留部分伯克、扎萨克制度；在青海，西藏等地实行政教结合的治理模式。

——摘编自娄梦然《清前期“大一统”的多重内涵》

材料二   1949年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不断深化，不同层级的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建立。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准确判断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任务，即在“帮助他们彻底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建立了专门的民族委员会，完善调节民族关系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执行。1952年，政务院制定的《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试行组织通则》详细规定了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性质、主要职能以及地方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制度等。

——摘编自周竞红《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建构70年》

材料一   明朝前期内阁的功能在于辅助皇帝批示和决策，由此节省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明朝中后期，内阁运作模式日益复杂，其职权不仅限于执行，还监管六部。总体来说，内阁从初具雏形发展到鼎盛时期，在名义上始终只是一个辅助皇帝的工具，并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虽然内阁大臣与皇帝关系密切，却没有实权，这必然会引起诸多矛盾。例如，明朝中后期许多内阁臣子致仕启归，而皇帝不准，两者之间的冲突日益严峻。嘉靖年后，内阁成员评选、任用、去留等规定模糊，阁臣内斗也异常激烈。但是在皇帝厌政怠政之时，内阁大臣票拟功能表现出的意义非凡，内阁会通过“祖制与天意”来影响皇帝，劝诫皇帝不违祖命，造福百姓。

——摘编自周硕人《从明朝内阁制度看封建皇权的演变》

材料二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后，政府机构不断增加，内政外交事务日益增多。内阁唯恐其政策不能迅速全面地付诸实施，遂依仗在议会中拥有多数票，反复更改议会工作时间表，使议案和辩讼尽量集中于“国家中心问题”。20世纪以来，政府议案更难被反对党修正或否决了，议会也被反对党戏称为“内阁的专用议事厅”。19世纪晚期以后，大臣们清楚地认识到议会选举胜利对于延续内阁任期的必要性，因此内阁更加重视对大选的操纵。经国王爱德华批准，授予内阁首脑“首相”的称号，并在法律上明确了首相与其他阁员之间的主从关系。首相在地位显著提高后，作为执政党党魁就不再被看作“同辈阁员之首”了。

——摘编自韦荣建《论英国内阁制度形成与发展》

材料一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关税、倾销等政策致使我国农产品价格暴跌，在农民极度贫困和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不当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农业大萧条和农村危机。在近代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强权压制下，我国农村充斥着异国资本活动。外商不仅控制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而且设立了压抑农民自由、造成当时民不聊生的农村高利贷。 虽然以上侵略举动缓解了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它却是建立在践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恶劣行径之上的。 当时，国内出口贸易大量减少，而进口货物的销售量也因百姓购买能力降低而减少。

——摘编自沈泽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危机的产生和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二中央苏区将发展农业作为主要任务来抓。 苏区政府先后颁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开荒规则与动员办法》，实行奖励政策，对工农群众开发的荒田荒地免征3年土地税，富农拥有开发的荒田荒地的使用权并可免征1年土地税。据统计，1933年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消灭荒地21万担(一担田等于四亩)。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每年都发布春耕计划，强调兴修水利。 苏区政府还号召组建帮工组、耕田队以及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等，缓解了劳动力、耕畜不足的问题。 苏区党和政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多种早谷、少种糯米，并发布消灭“禾虫”的指导办法，利用石灰等简便易得的材料，积极推广病虫害防治经验。 苏区还不断改善种植技术，适当增加杂粮种植，以作青黄不接时的主粮补充。据统计，1933年赣南、闽西等苏区农业生产同比增加了15%，闽浙赣边区增加了20%，远超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区域。

——摘编自邓强、段刘娇《中央苏区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材料一   639—755年唐朝人口变化情况

——据粱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材料二       北宋开封城

材料一   从“江南瘴疠地，九州之隅角”到“苏湖熟，天下足”，乃至江南“富甲天下”“衣被天下”，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大体而言，以西晋永嘉南渡为起始，江南人口开始加速集聚，并以丰富多彩的组织形式开展农业生产；经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变后，江南逐渐完成了这一历史形象转变。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二   明代，江南棉、桑种植逐渐广泛，可谓“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栽（棉）花”。以致曾经“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至明代“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即使是产米之都的苏州，也多依赖湖广之粮。江南地区种植烟草、竹木、花卉之人日广，扬州、杭州等地甚至形成了专门的供应市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推动了农业雇佣的发展，形成了长工、短工、月工、忙工、伴工等雇佣形式。他们多接受雇主的工钱，同雇主的生产相结合，为雇主生产，增殖其价值。此外，江南农民或迫于生计，或欲发财致富，弃本逐末现象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