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代，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代，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郡县制为汉代沿用。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这时的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到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部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 自元代始，行省区划……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这种以北制南，各省北向门户洞开和人为实行形格势禁的政策，在汉地诸行省表现最为突出，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
(2)据材料二概括元朝划分行省区域的主要原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元行政区划制度改革共同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老人将持有地让与家庭成员、亲属，或者非亲属人员，换来食物供给保证和类似养老金或退休金之类的其他利益。在实行敞田制的地区，包括穷人在内的每个共同体成员都可以在公共地放牧牲畜，获取生产生活所需树干、树枝、灌木等燃料，获取建造、修缮房屋的地皮和材料等等。教会以教堂、修道院和建立慈善院来济贫，在国家尚未建立济贫体系的情况下，教士有责任劝说共同体成员照顾穷人。1536年，政府颁布的济贫法令规定教区要为穷人募集捐赠，赋予教区救助穷人的责任。
——摘编自王学增《中世纪英国乡村贫困与社会济助研究》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中国广大农村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1986年，国务院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划定重点扶持区域，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国家扶贫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督战，建立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明确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奋斗目标。
——摘编自杨钟《改革开放推动农村扶贫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英国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救助方式。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有多个,比如徐闻（今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广州、泉州、宁波等,但史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则是徐闻。汉武帝曾派人招募海员从徐闻、合浦港出海,经过日南（今越南）沿海岸线西行,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随船带去的主要有丝绸和黄金等物。这些丝绸再通过印度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
——摘编自《早期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陆上丝绸之路繁荣兴盛，但唐宋之后，政府转而在广州、泉州等12处设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并利用先进技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海上,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越过非洲自西而东进入亚洲的新航线后,海上丝绸之路愈加发达。最终绿洲古路遭到遗弃,失去了传统价值。
——据费正清《剑桥中国古代史》等整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丝绸之路“时空大挪移”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春秋以前的青铜器以礼器为大宗，而且主要是王室、王臣铸造的礼器。随着王权衰落、诸侯国兴起，大小诸侯国纷纷铸造礼器，诸侯、卿大夫以至家臣铸造的青铜礼器骤然增多。这期间姬姓、姜姓大国的青铜礼器有大批发现，一些“庶姓”小国如邓国（曼姓）、都国（允姓）、邾国（曹姓）的礼器也有不少发现。到战国时，青铜日用器物如釜、铜镜、带钩等迅速增加，还出现了较多青铜农具和青铜建筑饰件，青铜器的使用逐步突破贵族礼乐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与此相关，分别以晋国、楚国、秦国为中心，形成各具特色的中原、南方、西方青铜器系统。
材料二 在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入围项目中，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入选。出土了一套编钟，其铭文极具价值。芈加编钟铭文“帅禹之绪”“以长辞夏”，是继秦公簋、叔夷镈、幽公盟等传世青铜器之后，第一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记载夏和禹的青铜器。
——摘编自路国权《考古写历史·东周谱新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的表现。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所述的青铜器及铭文的史料类型及史料价值。
材料一 后世对秦始皇的这一做法，大多盛赞不已……虽然秦代……仅仅持续了二世……但秦代所形成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及其所确定的以郡县制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区划，却……为后世历代所遵奉…… (西汉初年)刘邦采用的是……混合体。
——李晓杰《体国经野：历史行政区划》
材料二 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三 从秦到清，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态有过纷纭繁复的变化……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集权的功能罢了。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域……废置纷繁，分合靡定，但无非皆就前代之制度沿革益损，而无根本性质的变动。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据材料一，后世对秦始皇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哪一做法“盛赞不已”？概括这一做法的影响。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刘邦采用的“混合体”是什么？
(2)据材料二，说明元行省制与秦地方行政制度之间的关系及行省制“优”在何处。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对我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最大创举。
(3)据材料三，你如何理解从秦朝到清朝地方行政制度“无根本性质的变动”？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变中得到的基本认识。
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李斯上奏)“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1)三则材料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界怎样的发展趋势？原因何在？(2)根据材料，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自战国到西汉先后做了哪些努力？
(3)如何评价秦汉时期推行的思想文化政策？
材料1950年10月2日深夜,毛泽东发给斯大林一封回电,电文如下：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道慎行事。
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包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
——摘自《俄罗斯解密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毛泽东对出兵朝鲜态度謹慎的原因。
(2)有学者认为此电报是中国不同意出兵朝鲜的证据,对此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西汉武帝时，如何强化社会的管理成为统治者急需，董仲舒在战国后期儒学的基础上综合了法、道、阴阳等各派思想，建设了功利化的新儒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在五代乱世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面临着巩固政权与和谐社会的双重任务，而此时的儒学可以治国却难以治人，佛道可以治人心却缺乏规范人伦道德思想，由此理学应运而生，明清之际黄宗羲等试图从先秦儒家中寻找智慧改造儒学，正是儒学经历危机的反映。
——摘编自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
材料二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正当法国进步思想家们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寻求新的思想、新的视野的时候，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过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对法国的传播，为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便引用过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摘编自吴星杰《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传入欧洲的原因及其对近代欧洲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发展良好，贸易和文化交往十分频繁，与此同时，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处于对立状态。1955年，联邦德国与苏联建交后，中国逐步推动与联邦德国的民间往来。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降到了冰点。70年代初，联邦德国调整“新东方政策”，决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10月，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决定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交流活动迅速升温。
——刘德斌《国际关系》
材料二：1955年，亚非国家政府首脑在万隆举行会议。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绝大多数国家作出了求同存异的努力。会议提出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主张“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决议“在实际可行的最大程度上互相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扩大多边贸易和支付范围的原则，稳定本区域商品贸易。倡议亚非各国人民“在现代世界的范围内恢复他们旧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接触。”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将作为一件世界大事载入史册”。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述20世纪50～2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指出亚非国家在合作发展方面的要求；简述其提出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春秋时，孔于对西周礼乐文明进行多方面阐述，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战国时，一大批思想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成为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儒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魏晋玄学，唐朝佛学繁荣，传统儒学受到挑战，也促进了儒学的创新和发展。到了宋代，儒佛道学说相互渗透，形成吸收佛道思想阐释儒学的新学派——理学，宋元时期，科技、史学、文化、艺术高度繁荣。明清之际，个性解放的思想出现，清初，君主专制高度发展文字狱愈演愈烈，禁锢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揪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国民性的改造归根到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其根本之点就在于重视“人的价值”，树立“独立人格”，为此，他们喊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吃人礼教”，提出要“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中国文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