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南各民族聚居区实行“参用其土人”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土司又称土官，指由当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的宣慰使、知府、知州等职务。土司承袭在形式上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并承担缴纳赋税出兵助战等义务，且“世官、世土、世民”。《明史·土司传》记载“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可见明政府沿袭并制定了授职、承袭、升迁、奖惩等法规，完善朝贡、纳赋之制，颁行征调土兵办法。明中期以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清政府在西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任命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随之进行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等工作。土司势力大大削弱。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清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土司制度的兴衰。
材料一 明朝中叶，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主要农具类型比较齐备，产量、质量不断提高，如水转连磨在宋元两代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南方的水碓既被用于运碓成米、转磨成面，还广泛被用于引水灌溉稻田。在畜力缺乏的地区，还出现了“代耕法”，以耕架代犁，“一人一手之力足敌二牛”。长江三角洲和岭南一带，蚕桑业特别发达。棉花的种植遍布天下。据称，松江200万亩耕地“大半植棉”。烟草自东南亚传入后，很快推广，至明末“北土亦多种之”。
材料二 据记载，嘉定城乡各地，“民间机杼之声相闻也”“昼夜纺织，公私诸费皆赖之”。在松嘉棉织区不仅有以织布为业的机户，也有专门从事棉布加工的轧花业与弹花业，还有专门从事棉布加工的浆染业和踹布业，以及棉布再制品行业，如松江的暑袜业……当时从事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者，如铁匠、木匠、染匠、窑匠、石匠、弹花匠等，被称为“百工杂作”。此外，雇工大量出现。如万历年间，分散在苏州“机坊”和“染坊”里的织工和染工就各有数千人。景德镇的制瓷业佣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各地的矿工也随着民营矿业的发展，人数也日益增加。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天石等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三次大的人口迁徙，第一次是南北朝时期的“永嘉南迁”（307～311年），第二次是唐朝时的“安史之乱”（755～763年），第三次是“靖康之变”（1127年）。这几次南迁都是因为北方战乱不止，在求生的欲望下，北方人民纷纷向南迁徙。而南迁带给中国历史的影响不只是人口重心的变化，更导致了文化和经济重心的变化。优秀的北方人去到南方，不仅带去了优秀的文化，而且将那块未开化的地方变成了经济的重心，直到今日还处于中国经济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刘建军《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关于中国古代南北方人口变化的观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代前期人口数剧增的原因及造成的影响。
材料一《宋书》是记载南朝第一个王朝刘宋历史的史书。其中有一段描述：至于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紫忽，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扁（jiōng），盖东西之极盛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rěn），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部（hù）、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纬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说当时南方经济发展的成就。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得到开发的原因有哪些？
材料一北方宜旱，南方宜稻，这是农作物对南北方环境选择的结果，跨越环境界限，将另一地区的作物引入，则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冬小麦为北方旱地作物，推动其大规模向南方扩展的动力是人口。《鸡肋编》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稻），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可见，两宋之际，南方水田农业区稻麦两熟制曾出现了一个极为兴盛的局面。
——摘自吴存浩《中国农业史》等
材料二清朝前期人口与耕地面积统计表
| 清代皇帝纪年 | 年份 | 人口（亿） | 耕地（亿亩） | 人均耕地（亩） |
| 世祖顺治七年 | 1650 | 1．00～1．50 | 6．00 | 4．00～6．00 |
| 高宗乾隆十五年 | 1750 | 2．00～2．50 | 9．00 | 3．60～4．500 |
| 宣宗道光三十年 | 1850 | 4．10 | 12．10 | 2．95 |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摘编自[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治平篇》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两宋之际稻麦两熟制在南方“极为兴盛”的原因。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对当时农业生产格局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清朝前期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16世纪，江南市镇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一个个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华的市镇涌现。其中，专业市镇占绝大多数，如松江府的朱泾、枫泾。据清人记载，“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市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手工作坊主及其雇佣的工匠是其人口的重要部分。
——摘编自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
材料二 全球贸易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繁荣，尤其在清朝初期。美洲的作物引入了中国，玉米、甘薯和花生等作物使农民们可以把以前未开垦的荒地也利用起来，支撑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为商业市场提供了机会。数以千计的中国商人以个人或合伙的形式往来于中国海域，他们用丝绸和瓷器换取随马尼拉大帆船跨越太平洋运来的美洲白银。他们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或给士绅家庭分红来获得官方支持。事实上，士绅家庭参与到一些商业活动中，如经营货栈、钱庄和典当业等，商人让他们的孩子受教育，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得晋升。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1)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列举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并简析其原因。
(2)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东京酒文化特点与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北宋相比德国近代葡萄酒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据《山海经》记载，炎帝为南方之神，蚩尤为九黎的部落酋长，盘古、伏羲的故事为汉族、羌族和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共有的神话。黄帝被认为是其他四帝的祖先，《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幸明德”。战国时期，七国的君主都以黄帝的后裔相标榜。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自认为是夏禹的后代，要恢复夏禹的统一大业。386年鲜卑人拓跋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其皇室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拓跋珪在其昭文中说：“夫刘（邦）承尧统，旷世积德。……《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曾下令改变鲜卑族的风俗习惯、服装和语言，奖鲜卑贵族与汉族的士族通婚，改汉姓，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等。
——据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和发展，使其长期落后的局面得到扭转，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局限于某种文化类型，而是关涉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少数民族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具有特殊性，中国政府往往使用“边疆民族地区”概念，甚至采用“民族地区”指代“边疆地区”。随着国家由建设时期向发展时期转变，内外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边疆观念在适时调整，并在海洋边疆、高边疆、信息边疆等领域进行积极的实践探索。
——摘编自杨力源《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等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少数民族政权华夏认同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原因，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3)结合材料三和结合所学知识，并谈谈你对国家边疆治理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从西汉中期到明初，一千五六百年之间，人口增长，不过一倍。明代中朝，估计人口已有一亿五千万人，明末则有两亿左右，二百余年间人口涨了一倍。较为保守的估计，则是由六七千万而八九千万而一亿余。明代疆域大于宋代，至少增加了西南地区及河北地区与东北地区，但是，仅以这些地区生产的食粮，犹不足维持明代中叶以后增加的人口。明代开始，有许多新的粮食作物引进中国，不仅中国人多了不少养生的资源，而且因其生长环境各有土宜，许多过去不能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也可以生产相当数量的粮食。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从清初到清末，人口大体从一亿增加到四亿，后者为前者的四倍，而同期的耕地面积则从六亿亩增加到十一至十二亿亩，增长不到两倍。在明代江南，一般一夫耕地十至二十亩，而清代“工本大者不能过二十亩，为上户，能十二三亩者为中户，全以四五亩者为下户”。史籍资料多处有“一夫所耕者不过十亩”的记载，由此可见，下户当占多数，若一夫经营的耕地面积减少，劳动生产率可能会下降。正因为种植粮食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人们开始向经济作物及其加工业转移劳动力。
——摘编自于秋华《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材料 《夏书》中已有关于度量衡的记载：关石禾钧，王府则有。石和钧是度量衡单位，西周设置了掌管度量衡的各级官吏，共同的任务是保证诸侯国度量衡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诸侯国之间的度量衡存在着较大差异，商鞅变法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标准器，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为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元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褒退时期，为了需要，明朝政府在近二百年间共颁布有关度量衡法令十七次。清朝度量衡管理制度大体沿袭明朝遗制。
——摘编自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国度量衡制度演变的阶段性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度量衡的统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