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隋朝南北统一，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人力物力的控制。隋炀帝即位后，开通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的大运河。一方面，开运河是为了巩固隋封建政权的需要，通过运河直达江淮，从而加强了洛阳与江南地区的联系，以进一步控制江南。另一方面，江南地区“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优，覆衣天下”。关中和河洛地区的物资不足以供应隋中央政府的需要，须转运南方的物资。运河开通后，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25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胡曾《汴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体《汴河怀古》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李敬方《汴河直进船》

材料三   唐朝沿用了隋朝开辟的大运河。唐高祖、唐太宗在位期间，每年从外地通过运河输送到长安的粮食约20万石，唐玄宗天宝年间增加到250万石。安史之乱后，唐朝还能再延续150多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运河转运的东南财赋支持。大运河把长安、洛阳、涿郡、江都（扬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系起来。杭州在中唐以后日益繁华，“万商所聚，百货所殖，……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

材料四   2014年，中国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范围分布在中国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遗产区总面积为2081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54263公顷。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千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和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

——援引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学习强国》人民网等资料汇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隋朝大运河开通的原因。
(2)大运河开通后，后人对此褒贬不一。根据材料二归纳三位诗人的不同观点。
(3)依据材料三概括大运河在唐朝发挥的作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所具有的突出价值。

2 . 主题一 儒、佛、道思想的发展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二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中原，直到魏晋以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学的衰微，以及佛教关于“来世”的许诺，更容易使在长期动乱中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产生出幻觉而皈依到佛门之下。自东晋十六国以后历代君主的提倡，则更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与此同时，道教也在传播。东汉末年，道教成为起义军的信仰宗教，两晋之际，葛洪对道教进行改造，提出道儒结合，宣扬服食炼丹、延年益寿之术，符合大族官僚的需要。

——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东汉后期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 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 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 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 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 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据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材料四  （范缜） 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浮屠害政，桑门蠹俗（浮屠和桑门指佛教）……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堕游，货殚于泥木。

——《梁书•范缜传》

材料五  韩愈从财赋方面指出僧道浪费了封建国家的财富；从封建伦理方面指出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他通过总结历代皇帝如梁武帝等崇佛祸国亡身的史实，认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韩愈传》）；他不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大胆地声称“佛如有灵，能作祸焉，凡有殃咎，宜加原省”，（《原道》）。

韩愈模仿佛教的传法世系，编造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该道统由尧开其端，一直传到孔孟，与佛老的“道统”不同，而在时间上更早，且更具正统的权威性。韩愈以孟子之后儒家唯一的道统继承人自任。韩愈还在《原道》中指出了儒家“道统”的具体内容，这就是孔孟所讲的仁义道德。“道统说”的提出，为封建伦理纲常的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得以重新确立。

——摘自周晓光《中国传统文化史》

材料六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主题二 三国至隋唐的文学、艺术和科技

材料七   唐代儒学较多地吸取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盛行于唐代的佛教，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从天竺引进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璧的天台宗等。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张国刚《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等

材料八 唐代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以往各代。仅《全唐 诗》所录就有两千三百多人，近五万首诗。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空前的。……它有丰富的社 会生活内容，也有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的画面。……在艺术上，唐诗也达到高度成熟的境地。 除李白和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白居易、韩愈、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各自具有独创的风格，在诗歌史上形成了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使 我国文学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

材料九   张旭，字伯高，唐代书法家。张旭嗜酒，醉后呼叫狂走，乃下笔，或用自己头发蘸墨来写，醒后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时人称之为“颠张”、其书被称作“狂草”。张旭的草书脱胎于魏晋风流儒雅和飘逸敦厚，用笔较粗，形象深得横壮之势、线条厚实饱满、结构多变；虽然其字奇怪多变，但仍合乎法度，其《千字文》《肚痛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变化起伏跌宕，有如音乐之旋律。唐初诗人高适曾赞誉张旭深得魏晋玄学“弃彼任我”的超脱境界，其书法达到了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高度。唐代中后期的韩愈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立场上以肯定张旭的书法为手段对释家的高闲书法问难。在他看来，一个“四大皆空”和尚不具备“利害必明”“利欲斗进”的条件，一切归于淡泊就不可能产生激情，没有激情，任凭高闲怎样纵横挥扫，也将只有空洞的形式，而无真苦、真乐、真泪的精神内容，也就无所谓书了。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

主题三 中外文化交流

材料十 隋唐是中华对外交流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前代。经由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与文化的碰撞，中华文明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雄姿。隋唐统一之后，汇聚南北内外多种文化，融合创新，成为光芒四射的世界文化中心。周边各国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深刻渗入日本、朝鲜和越南，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也被称为“中国文化圈”。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十一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拜火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十二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试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基础测评*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从汉至唐儒学地位的变化。
(2)依据材料二，概括佛教与道教流行的主要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晋之际儒学信仰危机出现原因，并简析玄学兴起的意义。
(4)依据材料四、五，概括范缜和韩愈二人反佛思想的相同点，并指出韩愈思想的新内容。
*能力提升*
(5)依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至隋唐儒学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6)依据材料七概括唐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7)依据材料八概括唐代诗歌艺术成就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促使唐代诗歌艺术成就斐然的主要因素。
(8)依据材料九及所学知识，概括张旭书法的艺术特点及成因。
(9)依据材料九及所学知识，简析韩愈肯定张旭书法价值的社会背景。
(10)依据材料十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中国文化圈”形成的主要原因。
(11)依据材料十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表现，并指出唐朝对外开放形成的条件。
*历史纵横*
(12)根据材料十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

3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1)据材料概括当时浙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变法所借鉴的浙东施治措施。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安石在浙东的施政原则。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侍读学士询从子也，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询荫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唱，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由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来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世以为知言。历德兴县令，知建德，裹城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召试，赐进士出身。

——摘自《宋史•梅尧臣传》

(1)根据材料，指出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追求。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梅尧臣成为宋朝著名诗人的原因。

8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李超之死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李超们"新生的出路在哪里。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代比较重视培养儿童的礼仪。宋代家礼主要有冠、婚、丧、祭四大类。司马光根据古礼及民间冠礼实际情况，把“男子二十，冠而字”改为“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朱熹将下限改为十五岁。祠堂是家训的主要实施场所，如金溪陆氏家族，“（陆）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儿童在家礼中得到了“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规范训练。

——摘编自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等

材料二 宋人笔下涌现出诸多“好孩子”形象。比如，赵令赫“幼而秀颖，自异于群儿中。或戏之，则正色俨然，笑语不妄。记识敏悟，四岁受《孝经》，六岁通《论语》，七岁能为二韵诗。丧父，哀毁如成人”。周谔“生而秀颖，十岁如成人，十四入太学，力学勤苦，登元丰二年进士第”。董仲永“幼而端谨，不为儿嬉事，便若成人”。

——摘编自周扬波《宋人的儿童观》等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代培养儿童的途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人心目中“好孩子”形象确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