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5年，早期维新派薛福成指出：“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如有阻挠公事，违例干请者，地方官不妨据约驳斥。”针对地方官员因不谙外交、不明条约，与洋人交涉则“茫然不知所措，刚柔两失其宜”，他建议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刊布各地方州县，“将来流传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撰述《新民说》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除梁启超外，晚清知识分子受到欧洲各国民族建国先例的鼓舞，也纷纷提出类似主张。1903年，蒋方震在《浙江潮》上刊出《民族主义论》一文，写道：“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他指出，唯有民族的国家，才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才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力战群族而胜之，其本族日滋长发达而未有已”。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在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党派团体，不论男女老幼，都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以各种不同方式投身抗战。此外，分布世界各国的华侨，始终与祖国的抗战同呼吸共命运，或捐款捐物，或返回祖国直接参战，为祖国的抗战尽心尽力。其间，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   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度量衡法》，确定中国的度量衡以万国公制为标准制，市用制为辅制，规定“凡有关度量衡之事除私人买卖交易得暂行市用制外，均应用标准制”。 该法还规定，规划度量衡事宜由工商部设立的全国度量衡局掌理，各省及各特别市设度量衡检定所处理检定事宜。工商部制定《全国度量衡划一程序》，宣布自1930年1月1日起施行《度量衡法》。依据各区域交通及经济发展情况，工商部把统一全国度量衡的程序分成三批推行。到1936年6月，除新疆、蒙古、西藏外，公用度量衡已大部统一于新制，民用、租界及外商等也渐用新制。

——摘编自刘克祥等《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一   西周时期，学术文化活动为王室所垄断，接受学术文化教育的群体也仅限于贵旌不弟春秋以降，则出现“畴人（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的现象，伴西周礼乐文化流向社会，推动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企图以自己的学说统一天下。

——摘编自刘爱敏《西周至汉初的学术发展脉络》

材料二   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

——摘自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材料   1949年7月，《新中国妇女》创刊并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运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发刊号刊登《怎样做一个新社会的新妇女》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妇女若想承认男女在政治、经济、教育上完全平等的权利，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指出了女性努力的途径有四点：第一，要建立革命的人生观；第二，要有劳动观点；第三，要有群众观点；第四，要有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作风。1950年4月《新中国妇女》的封面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女儿——赵桂兰”；1950年8月，由江平创作的连环画《党的好女儿赵桂兰》在《人民日报》上连载。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召开，会上涌现出一批新中国妇女典型。此时的美术界正逢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美术运动——新年画运动的高潮，群英会上的女性英模为艺术家表现理想的新妇女形象提供了现实依据。

新年画《女拖拉机手》（1951年，丁鱼作）

——摘编自杨简茹《1950年代初“新中国新妇女”视觉形象建构的三重面向》

材料   表1为《人民日报》2000-2019年有关辽宁部分民生题材报道样本，表2为《辽宁日报》2005-2019年有关经济题材报道样本。

表1

表2

材料   1762年，清政府平定叛乱后在伊犁设立伊犁将军，并下设参赞大臣等官员。驻各地大臣只管军事，而把生产、赋税等与民事交给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伯克）管理。伯克们凭借自己的权势任意霸占农民的土地，甚至把一些农民变成自己的农奴。龚自珍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明确提出了“夺伯克之权”的主张，但未获采纳。1864年，全疆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871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8年清军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1884年，清廷采纳左宗棠等人的建议，在新疆正式建省，统归新疆巡抚管理，结束了长期以来由武官统辖的历史，开始了文官治理的新时期。清政府还取消了伯克制度，为建立新体制消除了日后可能造成的隐患。伯克制度取消后，其原来占有的土地变为国家所有，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

——摘编自魏兆和《从军府制度到行省体制——晚清政府对新疆管理政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