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在延续民主革命话语政治的基础上，强调“无论哪一门学科，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总的趋势是意识形态话语在各门学科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确保接班人培养红色底色的意图非常明显。教科书通过英雄人物典型、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政治、爱国主义等社会主义特色鲜明的内容，表现出典型的“革命”与“建设”风格，作为未来一代成长的精神路标与榜样示范。语文教科书大量选入配合抗美援朝宣传的《英雄黄继光》《谁是最可爱的人》，倡导爱劳动的《公园里的花》《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等时文。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经济地理》，在1956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后就立即补充中央经济工作和成就内容到相关章节。1956年人教版初中课本《物理学》有习题在简要复述长征二万五千里革命历史后提出“25000里合多少公里”的思考题。

——摘编自李学等《新中国教科书接班人身份建构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二十年间，各种灾荒迭发，兵发匪祸不断，农民苦不堪言。从宋代开始，儒家知识分子选择将建设基层民生秩序作为其“外王”的重要手段与途径。20世纪20年代初期，深谙舆论之重要性的知识分子便以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作为其为农村社会发声的重要舆论平台。在灾荒救济方面，他们提出了“以工代赈”之策略。在教育改革方面，知识分子更是主动投身于乡村教育，企图以改良与发展乡村教育救国。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知识分子就土地国有还是私有意见不一。但他们的建议与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局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20世纪3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重建基层民生秩序的任务中断，民生关怀热潮走向回落。

——摘编自谌月《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农村民生关怀》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材料   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度量衡法》，确定中国的度量衡以万国公制为标准制，市用制为辅制，规定“凡有关度量衡之事除私人买卖交易得暂行市用制外，均应用标准制”。 该法还规定，规划度量衡事宜由工商部设立的全国度量衡局掌理，各省及各特别市设度量衡检定所处理检定事宜。工商部制定《全国度量衡划一程序》，宣布自1930年1月1日起施行《度量衡法》。依据各区域交通及经济发展情况，工商部把统一全国度量衡的程序分成三批推行。到1936年6月，除新疆、蒙古、西藏外，公用度量衡已大部统一于新制，民用、租界及外商等也渐用新制。

——摘编自刘克祥等《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   韩非子之所以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不单单是他将三家的法、术、势进行了综合，更为关键的是，韩非子以国家治理中的人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人性的基础上，韩非子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研究人性。因此，他的人性分析并不是在道德层面进行简单善恶的区分，而是将人看成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的个体，进而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韩非子认为：多数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具有经济性的特征，即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有目的性，而这个目的的深层动力就是获得利益，或者得到最大的补偿。这个目的也决定了人们思考和行为方式。这和20世纪初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基本是一致的。

基于此，韩非子主张：“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 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爱惠之不足，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予百姓者也”、“明君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

——摘编自李宏亮《韩非子治国理论的逻辑》

材料一   西周时期，学术文化活动为王室所垄断，接受学术文化教育的群体也仅限于贵旌不弟春秋以降，则出现“畴人（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的现象，伴西周礼乐文化流向社会，推动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企图以自己的学说统一天下。

——摘编自刘爱敏《西周至汉初的学术发展脉络》

材料二   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

——摘自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