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以前的漕运，不论是船只还是运输都由私人承办，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唐朝政府的管理，再加上缺乏必要的监督，政府的漕运利益不能够得到完善的保障。刘晏针对这一问题，将建造漕船的工作收归政府，由政府统一建造漕船，在船厂的管理上，刘晏注意到不法官员暗自克扣造船经费，于是他挑选廉洁的官吏到船厂进行监督管理。在造船技术上，刘晏根据各个河段自身特点及其水文特点，建造不同的船只，以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便为漕运事业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刘晏还改原来的客户包运为政府运输，由政府组织训练船工、水手，保证漕运的安全运行。刘晏吸取以往的教训，在漕运所用人员方面采用“以盐利为漕佣”的办法，即国家将实行食盐专卖所得的钱用于雇佣漕工，这使得漕运的劳动力得到保证，并且能够提高雇工的积极性，保证漕运的高效率运行。经过刘晏的改革，唐代漕运达到了“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而劳力有保证的效果。

——摘编自杨风阁《论唐代刘晏漕运改革的始末及影响》

材料   王世贞（1526——1590），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提出“博古通今”的史学思想，强调史学的经世作用，倡导“六经皆史”，反对理学奉《六经》为神圣经典，以繁文注训拘守不改的做法。该主张打破了对儒家经典的迷信，对李贽等人的治学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王世贞认为，“史之大纲在不虚美、不隐恶”；符合信史的要求，才能起到鉴戒惩劝的作用，故力主据事直书，反对曲笔讳饰。王世贞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实事求是的，如客观指出“秦始之恶极矣！然其创制立法可纪也”。明代国史不立，实录不实，野史空前兴盛。针对这一现状，王世贞将史料分成国史、野史、家史三大类：“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摘编自鲍永军《王世贞的史学思想》

材料一   迄今为止，公认中原地区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发现于公元前8世纪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比西亚赫梯人的人工冶铁要晚了1000多年。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西汉以来，钢铁冶炼行业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还能大批量生产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如灯、釜、炉、剪等。罗马帝国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中曾说“在所有的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中国人把它连同各种织品和皮货输送给我们”。鉴于铁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历代王朝多直接控制钢铁冶炼，17世纪以前，中国至少有10项冶铁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李绍强《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材料二   洋务运动后期，一些洋务派督抚开始在自己主政区域建立钢铁企业。1871年，福州船政局所属铁厂首先采用新的钢铁加工技术：安装吊车，铸造大型汽缸；购置3吨汽锤，锻造大车轴；建立轧钢厂，轧制15毫米以下的造船钢板和6—120毫米圆钢、方铁。1890年，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成中国第一座3吨炼钢平炉，后又建成了一座15吨炼钢平炉。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这是中国也是远东第一座近代钢铁联合企业。1896年汉阳铁厂招股200万两白银，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从1871—1895年，全国钢铁最高年产量，铁没能超过50万吨，钢没能超过10万吨。

——摘编自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材料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钢铁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几乎没有一家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但广大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困难，凭着钢铁意志创造了钢铁业发展的奇迹。在苏联援助下，我国相继恢复和新建了鞍钢、武钢、包钢等钢铁厂。钢铁工业按照中央政府的计划构建起“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格局。三大是建设鞍钢、武钢、包钢三个大型钢铁基地；五中是扩建、新建五个中型钢铁企业，即扩建太钢、重钢、马钢、石景山钢铁厂，新建湘钢；十八小是新建十八个小型钢厂，即邯钢、济钢、临钢、新余、南钢、柳钢、广钢、三明、合钢、长特、新疆八一、杭钢、鄂钢、连钢、安钢、兰钢、贵钢、通钢。到1956年，新中国钢铁产量年均增长31.6%，到1957年达到了535万吨。

——摘编自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一   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几乎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迁徙的过程中，既有江北人士持续移居江南，也有统治阶级为了调整边疆人口分布，免遭敌对政权掳掠，将人口往内地或军事重镇的迁移，还有将南方少数民族粗暴地驱赶下山以补充兵员、营户和奴婢的行为。此外，一些民众根据自身需要而非受强制性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自行流动也已经出现。

——摘编自郭林生《南北朝和隋朝人口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湖北的荆襄、郧阳地区，陕西的巴山老林地区都聚集着许多开发性的经济移民，他们从事开矿、种靛等生产活动，都把对财富的追求放在首位。当时，有的商人甚至走出境外，以至于缅甸江头城出现“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的现象。清代前期，广东人口则以潮、惠、嘉为中心，向东流向台湾，向南流向高、雷、廉、海南及东南亚等地，向西流向广西、四川、云南，向北流向江西、湖南、湖北及陕西等地。

——摘编自季松《试论明清人口迁移的时代特征》

材料三   晚清时期，出洋华工群体以福建、广东地区的为多，流入地区遍布世界各地，尤以东南亚、南美地区为大宗。19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旧金山一带发现金矿，加之受已在海外发财致富的华人影响，急需大量劳动力的美国也被华人认为是淘金之所。在贩卖华工所带来的可观利润刺激下，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纷纷进行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以至于在华工出洋合法化前，已有大量华人被西方人口贩子拐卖出洋。

——摘编自赵薇《晚清华工出洋原因探析》

材料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意，惟太史公能之”。如《李斯列传》开篇，李斯对比厕中与仓中之鼠后大发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刻画出他热衷富贵、狡诈自私、阿顺苟合的卑劣人格。对于李斯的非凡政治才干和显赫政绩——二十年间完成了几代先王未竟事业，又主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外攘四夷等——司马迁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不同于时贤的惊世骇俗之新论，独树一帜。“人皆以斯极忠而被王刑杀”，司马迁则考察相关事实以得出真相：始皇死后，赵高矫诏并劝诱李斯，李斯起初斥责其不忠有贰。但当赵高道出：“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时，李斯就苟合以求自安，并假惺惺地太息垂泪。司马迁点评道：“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摘编自田劲松《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等

材料   嘉庆六年（1801年），严如煜授陕西洵阳知县，至道光六年（1826年）病逝，期间为官主要在陕西汉中度过。其足迹踏遍汉中，“草有《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边境道路考》”。道光元年（1821年），其升任陕安兵备道，适逢朝廷筹划陕、川楚边防建设事宜，命令三省勘察南山地形，其总任其事。“公自川入楚，反陕数千里，相度形胜，析官移治，增营改汛，条列井井”。加之当时参与其事官员“皆能洞达时务而练习乎边事”，严如煜“爱谘爱询”“互相参考”。其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边境道路考》的基础上，于道光二年（1822年）辑成《三省边防备览》并印行。“自古以来舆地之书，所记范围或为全国，或为一省、一府、一县、一镇……记载范围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几未得见”。书中“民食”与“山货”两门，“民食”详于农田水利、移民垦殖的记载。“山货”则对木厂、炭厂、纸厂、盐厂等作了较详记载，尤其是对当地盐厂的分布及销售等详加记载。《清代思想史》写道：“此书指陈形势，规画兵旅，区为十门，而史论居其一。是亦以史经世者也。”

——摘编自梁妮《严如煜与〈洋防辑要〉》

材料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既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共产竞大党形象塑造和演绎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也是自身建设史，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已深深熔铸于百年波澜壮闭的历史图景之中。

——据屠静芬等《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多维历史审视》

材料   明朝初期，统治者采取宽松休养的政策，各行各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商业的作用得到肯定。然而科举名额并未随着人口数量增长而增加，“弃儒就贾”“弃文从商”现象频生。各家学派的思想学说日渐渗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根植于百姓心中的固有的“士、农、工、商”观念发生转变。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对四民关系提出了新的论断：“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早在王阳明从“格物致知”转向心学之初，他就认为良知存于每个人的心中。经过在贵阳传道、讲学等活动，王阳明进一步认为，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潜质，“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为建立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王阳明强调个人思想境界的提升，重视个体的社会地位，这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摘编自冯瑜《王阳明商人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