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编者)……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汉阳铁厂于1891年兴建，张之洞托人到英国购买设备，结果用买来的炼铁炉生产的钢轨，质太脆而不能用。1896年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掌管汉阳铁厂，实行股份制改革，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落后状况有所改观。但严重依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来维持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后续力。张之洞也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人才，却忽视了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久据其利”和“傲我之无”，“凡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一战后， 钢铁价格剧跌， 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到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夏冬《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材料三   “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行业显著提升，2011年重庆钢铁工业产值达到743亿元，年均增长 24%，钢材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年均增长24%；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精品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重钢环保搬迁完成后装备水平跻身全国先进钢企行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重庆市还肩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加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农业化进程不断提速，这为重庆地区钢材消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重视本地用钢需求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谈重庆钢铁工业发展趋势》(2012年)

材料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劫灰梦》传奇，随后又写了《新罗马》传奇和《侠情记》传奇，利用戏剧形式写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这三部传奇可以说是近代戏剧革新的先声。

自1902年以后，各类新型的传奇杂剧剧本纷纷问世，仅据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提供的资料，就不下150余种。

《维新梦传奇》（惜秋等著），写维新理想和梦幻。

《革命军传奇》（浴血生著），写邹容事迹。

·《少年登场杂剧》（无名氏著），写反对改良、主张革命。

《断头台杂剧》（感惺著），写法国革命处决路易十六。

·《海侨春传奇》（南荃居士著），写美国迫害华工。

《警黄钟传奇》（洪楝生著），借蜂、蚁生活为喻，切望国人奋起保种。

·《女中华杂剧》（大雄著），写妇女“大喝男降女不降”“激起神州革命潮”。

——《晚清戏曲小说目》部分摘录

1904年，晚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推行“新政”时，成都设立了川戏改良公会。它以“改良戏曲、辅助教育”为宗旨，集资修建了一个较新式的戏园供演出用，邀集了一批熟谙川剧艺术特点的文人改编旧戏本，创作新剧目。同一时期，京剧名家汪笑侬不仅协助柳亚子、陈去病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而且亲自改编、创作并演出了50多个具有进步思想倾向和现实意义的京剧剧目，同时还和上海的京剧艺术家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编写了一些时事新戏，甚至亲自身着西装登台演戏，开创了用传统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先例。

——据张俊才《近代戏剧改良运动始末及意义》等整理

材料   《元典》记载：“自归附之后，权豪富户每坏了市舶司的勾当，出办的钱物，入宫喂少有。”元朝统治者决心整顿这种状况。至元三十年（1293年），中书省参考宋朝“元丰市舶条例”，制定出《至元市舶则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体系较为完善的涉海外贸易的法律规范。

《至元市舶则法》中有关规定，比起前朝有了多处突破。比如，实行“奖出限入”的“单双抽”制度，将蕃货和土产予以区分，对蕃货的征课倍于土货，土货单抽，蕃货双抽；无论官吏、和尚、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笞失蛮（伊斯兰教徒）、诸色人等，均可从事海外贸易；舶商要申领衙门公文（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注册登），在公文上明确填写前往的番邦，不许在途中绕到别国，返航时必须要回到发船地；“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版诸蕃。如到蕃国，不复前来，亦于去时公验空纸内明白开除，附写缘故。若有一切连犯，止坐舶商船主”；有关整治腐败、消除舞弊的强制性措施，占了全文的一半……规定“舶商、捎水之人，皆是趁办课程之人，其落后家小，合示优恤。其所在州县，并与除其杂役”。

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据顾童《元代市舶则法变迁分析及启示》等整理

下表是近代以来我们国家曾经流行的部分歌曲歌词

材料一   辽、夏、金都模仿汉字字形创造了本民族文字。辽先后创制契丹大字、小字，用以刻石立碑，还进行文学创作。金创制了女真文字，在科举中开设女真进士科，用女真文字答题。西夏文通过出土文献被大量保存下来，包括佛经、法律、字典，以及从汉文翻译过来的经史著作。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命人使用畏兀儿文字拼写蒙古语，形成畏兀体蒙古文，这套文字被用于修史。忽必烈即位后，委派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改制藏文字母，创造出一套拼音符号，用以拼写蒙古语，也用来广泛拼写汉语等多民族语言。这也是汉语拼音化的最早尝试。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钱玄同提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他认为孔学“捣乱”了中国文字，使汉代之后“真字跟假字，混淆杂糅”，并且汉字已沦为“孔学之符号”。他主张采用“拼音文字”来替代，因为汉字在实际应用时早已“主音不主形”，只要猛进一步，改为“拼音”，便可顺应文字的进化规律。……西方“便以形式极简而数目极少的几十个符号拼成上千下万的文字，分合改变既极自由，书写印刷又极便利”……所以他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顺应文字的进化规律，从而“努力振拔，拼命前进”，以赶上西方文字的发展速度。

——摘编自西南大学文学院王小惠《钱玄同的汉字论与“废汉文”》

材料三   1955年1月，国务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征集意见，官方在宣传简化字时，已不仅仅将简化字作为扫盲和通俗读本之用，而是“要把群众手写已成习惯的那些简笔字用到印刷上面，以代替原来的繁笔字”……近代以来，在列强入侵和民族危亡的历史语境中所产生的汉字拼音化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共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力量推动汉字简化改革具有极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在当时的文字改革话语建构之中，繁体字与旧社会、旧的统治阶级相联系，简体字与新国家、工农阶级相联系。带着在旧社会学习繁体宇，甚至于没有机会上学的痛苦记忆，群众欣喜地迎接着简化字，希冀能突破繁体字的文化围困。就是在这样一种新旧、难易的对比之中，工农群众进一步加深了对新政权的认识。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汉字简化改革研究》

材料一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华夷秩序由一种国内体系发展到国际体系。东汉的光武帝刘秀颁赐给日本国王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到了隋唐时代，华夷秩序发展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鲜等地区都纳入了封贡体系。随着使团的封贡贸易和频繁的人员、物资、文化的交往，对“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有着很大作用。明代郑和下西洋使很多东南亚地区小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被纳入了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满足了他们君临万国的愿望。在华夷体系下，中国和诸小国是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诸小国的政权还需要皇帝的分封以确定其的合法性。这个体系是一种调和的均势体系，它的表面上的不平等下面，隐藏着的是平等而和谐的关系，维持着中国和它周边其余东亚小国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维持着东亚地区总体和平长达千年之久。

——摘编自曾磊《关于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体系的一点思考》

材料二   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思想界开始反对尊崇中国的“汉意”思想，而主张所谓日本固有学问，试图将“华夷”倒置过来，意思是中华没落了，日本才是东方文化的正宗。这与17世纪中国的明清更替有关，德川幕府的学者林春齐曾经把明清交替时期的资料编纂成集，从以上观点出发把该资料集命名为《华夷变态》。这种独立意识的操作技巧是“把现实的中国”和“理念的、价值的中国中华”区别对待，而认为“现实的中国”已经是道统失落，从中华转化为蛮夷了。获生狙徕认为：如果夷进而为夏，就当视之为华；如果夏退而为夷，就该视其为夷，关键看是否遵循了先王礼数。山鹿素行以为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不如日本，该倒过来尊崇日本的国体才对。本居宣长声称：“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国家，只有我天皇统治的日本国。”

——摘编自章益国《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一   世风即社会风尚，是指某一时期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民众共有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汉代的“山东”、“山西”，又称“关东”、“关西”，乃是指华山和函谷关东西之地。山东主要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以及湖南、湖北诸省；山西主要包括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在西汉的四十六位丞相中，仅有李蔡、公孙贺等极少数人出身山西，且这些人也大多是以军功卓著登上丞相之位的。山东丞相至少有将近四十位，且大都是治国理民的文臣。秦代和西汉时期的将领，除开国功臣之外，大部分是山西人。“秦将军白起王翦。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

——摘编自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

材料二   西汉疆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