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初，随着晚清修律运动的开展，国内出现了学习西方法学的热潮，具体表现为大批青年分赴东西方学习法政，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法学传播的主体力量。

纵观近代法科留学的历史，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874—1895年）法科留学处于初始的无意识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各省都没有有计划的派遣活动，但出现零星自费习法者，福建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赴欧留学生及在事人员中有少数接触西方法制或接受专门法律教育。第二阶段（1895—1911年）法科留学蓬勃发展，表现为中央提倡，地方响应，法政留学一时成为变法求才的首要途径。各种官费、公费、自费生分赴东西肆习法律、在职官吏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学术、亲贵子弟建习政法以固国本。其中，留日生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三阶段（民国以后），法科留学整体步入平缓发展的轨道，再未出现清末习法的汹涌热潮，留学运动向欧美国家扩展，法科留学呈现出日、美、欧同步发展的趋势。

据有关学者估算，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科留学生大约有4500名留学生归国后多任职于法律院校或司法行政部门，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群体。自清末新政开始，近代中国立宪运动迭起，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迫在眉睫，独特的历史环境为法学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们在工作实践、教学研究中必然地传播法学知识、促进学术生长。

——裴艳《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

材料一   经过南北朝的分裂，隋唐统治者在寻求新的治国方略中，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尊崇儒学是统治者经过总结历史经验、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自觉选择。隋朝统治者重视儒家经典的研习。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接受秋书监牛弘的建议，遣使搜求天下遗存的儒学典籍。但因隋代短促，还未来得及完成儒学统一的任务。至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孔颗达等撰写的《五经正义》代表了经学最高成就。《五经正义》的领行，使儒学结束了南北经义分裂的局面，在版本和经义两方面达到了统一。

——摘编自郭应传《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及其与佛、道关系》

材料二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材料一   晚明，赋役货币化，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在农村，农业商品化增长，冲击了自然经济，地主和佃户关系出现新变化；在城市，随商品经济繁荣工商业城镇兴起，出现了新型手工工场；商帮崛起，形成全国性市场网络，社会经济结构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人们与市场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转向对物的关系，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以白银为主币的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几乎成为全社会取向，国家丧失了对货币的控制权，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儒学平民化趋势明显，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形成多彩的文化现象，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变。

——摘编自《晚明社会变迁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随近代工业出现，我国封建社会结构缓慢变化。1949年后，我国农民占89．4％ ，直到1978年仍占82．1％ ，基本还是农业社会；1953年，随“一化三改造”，形成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结构；19６0 年，为应对经济困难，我国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后，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80 年代后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在全国，非农产业职工已占53． 1％ ，按国际惯例我国已不是农业社会；随户籍制度调整，农民、工人分化，我国产生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等新的社会阶层，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摘编自《我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成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那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成、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材料一   1914年工厂职工行亚类别和性别比较

——佟新《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

材料二   1949年，城镇女职工人数为60万人，仅占全国职工总数的7.5%。1958一1959年间，女职工人数猛增到700多万。至1994年，全国女职工人数已达到56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38%。1998一2003年，各级妇联组织积极争取小额信贷，直接帮助250万妇女实现再就业。2004年底，全国城乡女性就业人数为3.37亿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8%；全国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为4227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的38.1%。妇女的广泛就业为其获得经济独立权、消除对丈夫在经济上的依赖奠定了基础。五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女工主要集中在纺织业、纱厂、烟草业，尤其在纺织业中，女工的人数大多合.上总职工人数的70%或以上。除轻工业外当时我国亦出现了很多重工业女技术人员，从事一些没有妇女担任过的工作，如交通运输、内河航行、地质勘察、建筑、炼钢冶金、机器制造、石油化工等部门，都有女工与男工并肩工作。自从改革开放后，妇女就业结构出现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女职工在建筑业和资源勘探等重体力工作的比率明显减少。相反，在适合妇女从事的第三产业等行业中的比率明显增多。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2年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中，女职工的比例已超于半数。在服务业、咨询服务等公用事业及商业行业中，女职工所占比率约45%。当中可见妇女就业的趋势正由五、六十年代的重工业、重体力行业向第三产业即服务性行业过渡。这种过渡是基于改革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妇女首先受惠，因为第三产业适合女性就业，增加了妇女的就业机会，也使妇女就业结构趋向合理，更切合妇女体质上的弱点。

——刘维芳《新中国妇女地位的历史巨变》

材料一   1887~1936年间，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60%以上，在近半个世纪里比重仅仅下降了5.13%；期间，服务业比重略有下降，工矿交通运输业有所发展，其比重增加了5.43%。到1949年，农业占到了国民收入的68.4%，而工业仅占12.6%。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0%，工业占30%。在广大农村，拥有1~10亩土地的贫农占农户总数的44%，加上拥有10~30亩的少地户，合计占农户总数的68%，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改变。

——摘编自邹晓娟《近代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回眸与反思》

材料二   下面是中国1978~2008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图。

——摘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周期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