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古今形胜之图》，明代绘制，原图长宽115*100厘米。绘图标有“东方九夷、南方八蛮、西方六我、北方五狄”（该图包括两京十三省及周边地区，东至日本、朝鲜，西至今乌兹别充斯坦东南的铁门关，北起蒙古高原，南达南海）。图上标注府、州、县、卫、所及域外国家地区的各级地名近千处。制图学角度上，将运河和黄河混为一体、将乌江绘成长江的主流等显然是错误的。但它尽量利用图中空白，用简明文字把各地区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作扼要说明，尤其对边疆地区，如在东北女直地区注有“女直慎地。唐曰黑水，唐初乃臣服，置燕州黑水府。金太祖起此……迨入本朝，悉境归附，立都司卫所二百余，所治地方，止于东北，地与契丹相抗，以时朝贡”。

西班牙驻菲律宾的第二任总督基多·拉维查在马尼拉任职期间（1572～1575年），经由阅南商人处得到《古今形胜之图》，他将该图中的重要地名和说明文字译成西文，并呈现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该图成为欧洲人最早了解的中国地图之一、所载的文化信息使欧洲人对中国有了直观的感觉，因而受到重税。

——摘编自任金城《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

材料   1912年，以“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为宗旨，李石曾、吴玉章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后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在北京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在国内展开勤工俭学主义的宣传活动。五四运动以后，“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许多地方政府也先后对留法学生给予资助。1919~1920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共有1700余人远赴法国，形成北洋政府时期留法运动高潮。历时10年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它对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涌现出一大批国家栋梁——“编写奠定法学界奠基之作《比较宪法》的王世杰”“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的严济慈”“中国最为著名的耳鼻喉医学专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曹清泰”“‘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重要段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及各国工人运动的蔡和森”等。

——摘编自王刚《北洋时期留法群体的救国路径研究》等

材料一   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和国共内战局势的系统性认知和整体性研判，党对这一时期的农地政策进行了策略性调整，即在具体政策实践中支持农民的土地诉求，但并不公开宣传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实践。这一策略性表达的主要目的在于，既保持同农民阶级的密切联系，又避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而内战形势的逆转使得决策者的整体认知再次发生转变，领导集体认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出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材料二   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所需要的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剩余。然而，小而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提供农业剩余。决策者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认知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的小农经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将农民和土地有效地组织起来，可以解决传统小农经济的分散化劣势，而农业合作化正是对小农经济进行组织化改造的重要方式。通过制度化的“以农补工”，农业合作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当然，这是只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面向，其另一个现实考量是消除农业经济两极分化。

——以上均摘自万方亮《认知视角下中国农地政策的百年演进历程》

材料一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摘编自吴震、金瑞《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材料二   考其所以蓬勃进步之由，实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变动，已呈现出资本主义活跃的前期形态，因而反映在思想的争斗上，一方面否定着旧的静止的烦琐的和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在创造着新的实践的科学的和民主的思想。

——摘编自杨荣国《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

材料三   五四运动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的时代。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之中，“主义”在高度关注中“崛起”，并成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性问题。于是，时人对于“主义”的认知和解读，皆与“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主义”因“社会改造”而崛起，故而“主义”又与从事改造社会的社团发生联系，并成为引领社团前进方向的根本要件，这又导致社团中关于“主义”的论争，继而使社团因“主义”不同而分化。但“主义”一旦进入中国并置身于“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之中，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并出现了“主义”的“本土化”趋向，从而最终促进了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逐步地建立其话语权势。

——摘编自吴汉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与“主义”的崛起—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材料一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中国古代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县衙门与农民家庭大门之间的距离是交给地方的，所以构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体制。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事实上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就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发挥效力的是绅士。自治团体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材料二   虽然清末成立的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中国固有传统中依然可以找到其影子。18世纪后，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县的数量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广东等省的县丞、巡检司与典史已经开始划定分辖区域，打破了原来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正是延续了这一方向，在县下划分出更多的分辖区域，以便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管理。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各种协会的成立成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凝聚力所在。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完善乡村治理格局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与协调，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推进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如何形成互动的良性治理格局更是乡村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鼓励乡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明确其基本职能，积极营造属于乡村成员民主协商的新领域成为发掘乡村社会秩序活力与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径。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   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度量衡法》，确定中国的度量衡以万国公制为标准制，市用制为辅制，规定“凡有关度量衡之事除私人买卖交易得暂行市用制外，均应用标准制”。 该法还规定，规划度量衡事宜由工商部设立的全国度量衡局掌理，各省及各特别市设度量衡检定所处理检定事宜。工商部制定《全国度量衡划一程序》，宣布自1930年1月1日起施行《度量衡法》。依据各区域交通及经济发展情况，工商部把统一全国度量衡的程序分成三批推行。到1936年6月，除新疆、蒙古、西藏外，公用度量衡已大部统一于新制，民用、租界及外商等也渐用新制。

——摘编自刘克祥等《中国近代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