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66年年底，奕䜣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士人（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一建议，本是洋务事业发展之后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梁启超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集大成，在变官制……御史文悌说：若全不讲为学为政本末，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跪拜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招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指出；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五四运动前后，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关心的并不是传统的纯洁性，而是如何在外来刺激的深远变革中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一方面并不排斥学习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则强调不忘本土文化的地位，这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最低纲领。

——摘编自俞丽君《关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西文化论战的思考》

材料一   在明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市民经济的崛起，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不像李贽那样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上，而是更进一步地在思想上表达，他们的那种反传统的思想和对于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跃然于纸上的。黄宗羲在三大思想家中最早对传统统治提出质疑，并且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口号，黄宗羲率先举起反君主专制的大旗帜，让处于底层的人民群众觉醒。

——摘编自李浩《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个体意识-古代东方视域下的个体意识个案解读》

材料二   从明中叶嘉靖年间到清初顺治年间，是明清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有了空前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社会风俗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一切又滋生了新的价值观念，引发了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人文主义思潮，以白话小说为代表，包括戏剧、民歌在内的市民文学的出现和繁荣，就是城市经济发展、人文思潮兴起的反映。这一时期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西游记》以及话本小说集“三言”“二拍”。

——摘编自张蕊青《明清小说人文意识的发展演进》

材料一16世纪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受到海外市场的拉动，但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却遭到明清统治者极其顽固地抵制。清代初年，政府规定：私自经营进出口贸易者一律处死，货物全部没收。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严格规定“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夏燮的《中西纪事》中也记载了当时“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税费日增”，各种货物的税率没有明确规定，并且存在“向来人要税，货也要税”的现象。18世纪后期，面对西方殖民者以外交手段与中国建立贸易交往关系的诉求，清政府却认为西方商人是慕华而来，倾心朝贡，广州知府蓝鼎元便指出“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的严重问题。

——摘编自刘玲《明清之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及其丧失》

材料二1890~1912年，全国资产万元以上的纺织厂有25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有21家，当时“妇工、童工的劳动已经成为新式工业尤其是纺纱的重要力量”，家庭手工业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近代华侨在国内的投资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如厦门工业80%~90%的厂家都是华侨投资或与华侨资本有关，厦门的裕昌米粉厂每月出产的10余万斤米粉还大批配运至南洋各地。1920年，厦门地方人士发出开辟马路的倡议，成立厦门市政会，负责工程审议和筹款，进行马路建设。据1930年统计，泉、漳两市共计有泉国公司、泉洛公司等23个汽车公路公司，行车里程达1691公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在全球尤其在东南亚经济圈中的战略影响愈益广泛。

——摘编自张莉《近代华侨投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材料一   1975年，（北京）延庆县西拨子村发现了青铜釜，其内装五十余件青铜器，有鼎、匙、耳环、斧、奔、凿、刀、猎钩、锥、戈等生活用具以及生产工具和兵器，其时代约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从器形和花纹上观察，这些铜器反映了我国中原地区和北方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例如，其中有一件口沿饰有重环纹的铜鼎残片，其纹饰可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出土的铜刀、铜匙、铜猎钩等，也都与我国北部地区同时代山戎遗址出土的器物相.似，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色。

——摘编自章永俊《北京古代手工业发展因素探析（续）》

材料二   清朝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达的时期，人口大量增长，农业劳动人口饱和.向手工业转化，因而只能放弃新技术，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代替。在各类手工业当中，丝织业是比较发达的一种。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全国的生丝产量每年约7.7万担.其中商品丝约为7.1万担，价值白银1202.3万两；丝织品产量为4.9万担，价值1455万两；两项合计12的价值2650余万两。这其中江南地区所产的丝和丝织品在总额中占80%以上，主要集中在苏、“、杭等江南都市一些专业的丝织市镇和周围乡村。

——摘编自董粉和《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技术特点分析与思考--以清代苏州织造局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一   清朝初期的海禁政策，对于政府的税收和社会的安定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1684年，康熙皇帝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随后又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及江南松江先后设立海关，负责管理与外国通商事宜。海外贸易在此时得到一定恢复。但从康熙末年起，海外政策又转向保守，严格限制出海船只的规模和数量，并且对出口商品也有诸多限制，同时还禁止人民侨居外国。到乾隆年间，清政府对于口岸互市的限制和管理更加严格起来，仅限广州一地通商，并严禁私自交易。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委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

——摘编自刘隽永《明清两朝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

材料二   重商主义在英国的良性发展，对当时英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着重体现在为英国和殖民地商业利益而垄断帝国贸易的“航海法”：即硬性规定殖民地输出商品必须先到英国，殖民地进口商品必须经过英国；进出口货物必须由英国或英属殖民地船只装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英国通过——系列商业战争和殖民战争，先后打败了航海和商业上的劲敌荷兰与法国，夺取了它们的大量海外殖民地。1654年通过《英葡条约》，英国把葡属殖民地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由此，英国确立了对大片地区的殖民统治及商业特权。18世.纪头70年，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势头较大，1700年英国出口量占国民产量的8.4%，1760.年上升为14.6%，出口增长占国民产量增长的51%，推动了英国工业生产的发展。为促进对外贸易，英国政府不断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最终于19世纪60年代初确立了自由贸易制度。

——摘编自林秀玉《英国对外贸易现代化进程之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