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海国图志》中的许多论述已经超出一般的海防范畴，而把眼光放到了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魏源在《海国图志》卷首开宗明义说明，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他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通过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指出:“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国家之间的较量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军事实力的对抗。他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因此，更确切地说，该书反映了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摘编自亦真《<海国图志>与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材料二   美国安全思想和理论的主要阐述人是保罗·尼采和迪安·艾奇逊等人。1947年7月“国家安全法”通过后，“国家安全”的地位迅速攀升，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审议过程中位居“绝对压倒一切”的高度。1950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68号文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大宪章”，“战略思维”成了政府一级官员们讲话的时髦方式。此时，“国家安全”正式成为日益重要的美国安全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联系非常紧密，以致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安全问题与外交问题实为一回事。在70年代初之前，美国的国内安全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其国家安全多表现在对外政策上，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此后，特别是1971年美元贬值后，对美国统治者来说，传统的敌友观已不再是国家安全中首要的内容，经济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逐渐占据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孟庆龙《美国国家安全思想和战略的演变》

材料一：为进一步巩固对广大西南地区的统治，雍正皇帝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的开发政策。针对土税繁多且杂乱的现象，雍正采取轻收、划一政策，按内地“摊丁入亩”征收。雍正还在西南地区丈量土地、鼓励开垦，针对大量无主荒地或生荒地，他发牛种，给银两，分房屋以鼓励垦种。开发水路交通也是其措施的重要内容，如清廷在苗区组织苗民修筑公路，所修公路北达四川、东入贵州。雍正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开设学校，批准各州县科举之名额。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等

材料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充分地照顾到了台湾同胞的最大利益。海峡两岸山水相连、骨肉同胞血脉相通，两岸统一后，台湾同胞可以与大陆人民共享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尊严和荣誉。两岸不仅在政治上可以共存，和平共处，而且在经济上合作往来，互惠互补。将台湾社会长治久安与中华大业统一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无一不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是最佳的选择。

——摘编自民革中央联络部《台湾前途与“一国两制”》

材料一：1905年，同盟会宣言中提出四项“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1、驱除鞑虏，2、恢复中华，3、建立民国，4、平均地权。……《民报·发刊词》将这四项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特别提出民生主义的本意是为防止已发达国家发生的“国强民困”、两极分化的问题。孙中山设想采取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方针。……多数史家认为孙中山的核定地价的思想是受到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9-1897）的影响。亨利·乔治主张以征收土地的单一税制，来实现反对垄断，达到全民共享社会财富的目的。

——摘编自马金科《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材料二：孙中山其实并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革命是什么内容，却认为“社会革命”就是他所谓平均地权。当时他所说的平均地权，意思是首先由国家核定土地的价格，以后在地价上涨时，国家仍按原定的较低价格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收买下来，使国家成为全国土地的主人，由国家收取地租，因此，这也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因此这个纲领实际上是要打碎封建主义的枷锁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的纲领。由资产阶级实行土地国有，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恰恰是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道路。

——摘编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材料一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二   没有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就不可能在一九——年取得最终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的巨大成就。

——桑兵《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领导者的影响》

材料一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科技在中国大规模被引进和传播的开始。从1840年开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地了解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作为制夷的工具加以引进。随着爱国救亡运动的深入，科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推进，但由于清政府的压制，科学传播无法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戊戌变法以后，近代科学得到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传播，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如反映生物进化的进化论学说口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激励中国人变法图强的警句。而至民国时期，科学更是被用于为政治革命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摘编自郑大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传播主要有报刊媒介、科学社团、科学演讲等几种形式。新文化中的科学演讲甚至在大街上都随时随地地进行着。陈独秀、胡适、丁文江等人都是出色的演讲者。一些国外知名学者也应邀来华演讲，其中包括杜威和罗素。由于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传播的主体往往是一些有留洋背景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他们较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也要高于中国以往的科学传播者。科学传播的形式多样，传播对象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也是以往中国科学传播所无法比拟的，而这一切都为科学精神的启蒙铺平了道路。

——摘编自张众、郝苑《科学精神的启蒙―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传播》

材料一    洋货“充积于厦口”，洋布“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者，十室而九”。

——据1845年福州官员的奏报

材料二    近代民族工业首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出现。1866年，铁匠方举赞、孙英德在上海虹口创办发昌机器厂，专为美国商人经营的船坞加工、打制船舶零件，三年后它开始用车床生产，转化为近代企业。1872年，广东南海商人陈启源自海外归来，次年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使用机器、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行销欧美，获利颇丰。

――摘自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教材

材料三    （现代）中国经济转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起点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修补与充善。虽然市场调节的重要性得到肯定，但这时市场的引入仅仅是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补充而已。1985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模式，标志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推进和目标的转换。之后，中国启动了大规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和目标。中国经济改革转入到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2003年中国明确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转型初步完成。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改革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

——摘编自翟商《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材料一   随着南北朝以来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隋文帝时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自隋文帝罢九品中正制，始立科举。炀帝时设进士等科，并命按十科举人，科举制度形成。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摘自邹一南《浅谈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三   对孝文帝汉化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摘编自景有泉《近年来北魏孝文帝改革研究综述》

材料一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在此时期，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宋仁宗时，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市合体，新式城市出现。单就从反映流通领域商品价值量的货币总供给来看，北宋中期以后，平均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铸币量的总和，可以想象出当时以交换为目的输入到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是何等的惊人。宋代时的中国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的50多个国家通商。

——摘编自赖宝成《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材料二   城市的繁荣、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唐宋以后，社会经济新因素不断成长；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向近代化萌动，这些都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并且首先是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出现的。中国传统社会最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也是因为商品经济在种种束缚中不能充分发展，无法完成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1894年10月，日本发布由日本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檄文，文中提到：“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

——据维基百科

材料二 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会场，曾做长篇演说，其中明言：“此次战争，实获两个好的结果：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族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

——《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

材料三 抗日战争前夕中日国力、军力对比简表。

——据人民版历史教材必修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