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也较著名。……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
材料三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前者实质上从旧文化的立场批评或赞赏新文化，后者则用新文化批评或赞赏旧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中国兴起的什么潮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股潮流兴起的国际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中国文化中可供欧洲人借鉴的元素。并进一步分析200年前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意义。
（3）请各举一例分别评述材料三提到的“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化倾向。
（4）综合上述材料，反映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变迁趋势？
材料 1950年6月，中央重工业部计划司发布《国营工业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与方法》，明确提出工业经济计划需要包括七个部分，强调“所有一切与生产及建设相关的全部经济内容都包括在内”。政务院先后成立了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等工业管理部门。
在“一五”期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由1953年的115种增加到1956年的380余种。而“计划一经批准，一般不予修改”。1953年10月，财政部下发《关于编制国营企业一九五四年财务收支草案各项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燃料、重工业、一机、二机、纺织等各个部门所属的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支出，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及各项事业费，均属经济拨款之范围，应悉数列入财政收支计划‘预算拨款’的有关项目内”。在具体实践中，1951年至1954年，国营企业的定额劳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分别供应，1955年至1957年则实行国营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计划定额全部由财政拨款的制度。国营企业从原料供应、要素价格、生产过程、财务重要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
——据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概括指出材料所反映的国家对国营企业的管理举措及其呈现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过渡时期对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
材料：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厂，供学生实习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2年，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1921年，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荣氏企业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荣氏兄弟的事迹。
材料一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实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它的实施既显现出清政府无可奈何的境地，又折射出其试图绝处逢生的勇气。然而，由于清政府自身的矛盾性、财政的短缺以及中央权威的弱化，使得新政的推行步履维艰；加之内部营垒的反戈以及外部力量的冲击，导致新政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是，这并不能抹杀新政的积极影响，它所构建的现代官僚机构，赋予的公民权利，开辟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客观上开启了我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征程。
——摘编自刘存存《清末新政与我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启动》
材料二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孙中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起来，这是他的政治近代化从思想理论到实践的重大发展和飞跃。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并没有停滞不前，南京临时政府在《临时约法》中提出的一系列的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和原则，表明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发展更趋成熟、完善。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对苏俄和西方的政治进行比较、分析，各取所长。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和理论，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了。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下，孙中山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三民主义，以新的民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近代化思想最终成熟和完善起来，成为具有完备理论形态的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近代化的思想。这一思想和理论，直至孙中山的晚年，始终不变。
——摘编自王玉祥《孙中山政治近代化思想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新政在政治近代化方面的进步性和局限性。(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中山政治近代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秦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佐丞相之职，御史府附从于相府之内。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汉朝中央监察机关由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府组成。司直属于丞相府官员，主要负责行政系统内的监察，集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秦汉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发生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三省分掌议政、决政和执行之权，实则将以前如汉代丞相之权，分隶三省，而总于皇帝，以便于皇帝控制。（唐代中期）以后仆射不是宰相，不参与决策，而专管行政。但还是注意发挥三省的定策、封胶和执行的作用，以期收到既能加强集权又能提高决策和行政效率的结果，从而强化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材料二 这样君权与相权互相制衡，避免了皇帝的独断专行。皇帝作为最高领导，看待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宰相代表政府官僚机构，一般强调要按制度办事，要遵循官僚机构的运转规律，所以双方的冲突时有发生。
——摘编自马克走《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三省六部制的运作过程。(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三省六部制。
材料 洪亮吉（1746—1809），今江苏常州人，诗人、学者，精通考据学、经学、史学、舆地学和人口学等。他反对信天命、讲鬼神，提出为学要“推本述原，实事求是”。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客观存在，万物自生自灭，既不以人欲而存，也不以人欲而灭。乾嘉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洪亮吉不甘沉默，倡言变革。1799年，他提出改革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制度，改革官吏选拔和考试办法，打击贪官污吏，但他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不怕打击，写了不少文章探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他认为农民起义是腐朽的官吏逼出来的。他揭露当时“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且地方官绅又肆意兼并，“一人而据百人之屋，一户而占百户之田”。面对人口暴增带来的社会问题，他建议开垦荒地，减轻赋税，抑制兼并，禁止浮靡，推广社会救济。洪亮吉的言论反映了客观实际，具有经世致用的典型性。
——摘编自李喜所《鸦片战争前的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原因。并概括指出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洪亮吉的经世致用思想。
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一 1915年以来，因抗议日本侵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国内火柴的销路十分畅通，1919~1920年，全国各地新开设了31家火柴工厂，其中1920年开设的火柴工厂就有23家，这一年是民族火柴工业发展最快的一年。但是，即使在民族工业发展较为顺利的一战期间，我国曾生产过3500吨级船舶的最大的机器厂——上海求新机器厂的遭遇也令人唏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价格猛涨，而且有市无货，上海求新机器厂亏损不堪，于1918年已积欠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债款达一百万两银子，于1919年最终被法国资本吞并。另一个例子是中国铁工厂。
——摘编自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
材料二 有学者说：“（民族工业）这种繁荣景象的暂时出现及其迅速消失，充分表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一战期间，日本利用有利时机，大肆扩大在华势力。同时，欧美列强虽然忙于战争，但仍然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来控制整个中国的工业。到1919年，外国资本仍然控制着中国近60%的织布机和75.6%的机械采煤。英、日、美三国，成了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
——摘编自李迎超、梅倩《一战后民族工业短暂兴盛原因的再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状况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材料一 汉唐社会是“头枕三河（指司马迁所说的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尽管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晚唐以后，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加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我国社会开始脱离了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改编自张全明、李文涛《宋史十二讲》
材料二 明中期时，郑和下西洋之事因前人转述或记载失真、变形，在世人认知中已与史实大相径庭。例如陆容《菽园杂记》对郑和下西洋航行次数、航行年代、随行人员等的描述都与史实有出入。世人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也多有异议，此时黄省曾广泛涉猎古今文献，尤其是随郑和下西洋人员马欢编写的《瀛涯胜览》等，如实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南海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三佛齐国》生擒陈祖义、满剌加建碑封城、《苏门答剌国》生擒苏干剌等事。这不像同时代其他人因郑和是刑余之人而贬低他，反而称赞郑和是不辱君命、智勇双全的航海英雄。在“论曰”还肯定了明朝“王者无外，怀远以德”、公正平等“一视同仁”以及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对外策略，成为郑和下西洋史实的重要印证与补充，还原了郑和下西洋的原本面貌。
——改编自陈丹丹《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论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唐以后我国从“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转向“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