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摆在诸子百家面前的切实问题。孔子创建儒家学派，以复归西周礼乐文明，重构社会“大一统”统治秩序为毕生追求。孔子援仁入礼，根据时势改造西周礼乐文明，使其焕发新的活力；孔子创办私学教育，将“大一统”的思想诉求熔铸于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塑造之中；孔子整理典籍，修订《春秋》,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寄寓其中。
——摘编自叶晓庆《先秦诸子“大一统”学术思想论略》
材料二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孔子被尊奉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家， “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外来的进化论使传统的儒术有了全新的意义，而传统的儒术又使外来的进化论取得了中国的形式。维新派的观念同西方的进化论联为一体，带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次革命，使一批批中国人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一批批传统士人转化为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量，历经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够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与孔子仁学结构的长处也大有关系。仁学中的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责任担当……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孔子为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一位历史人物及其贡献，阐述孔子思想对后人的“感染、教育、熏陶”价值。
参考示例：19世纪末，民族危机加剧，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和行动折射出仁学中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这四次改革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在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意识的情况下，逐步实施的。然而，这些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戴鞍钢《晚清史》和黄治军《大清灭亡启示录》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四次变革尝试分别指什么？结合所学，从背景和失败原因的角度归纳四次变革的共同特点。
材料二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时人认为西方便是“新”的模板。国人将世界分成新旧两部分，而西方便是中国想要进入的“新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梁漱溟不无夸张地说，中国的西化潮流很快“退落，成为过去之事”，“其转捩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
——摘编自周月峰《以“未来”否定“现代”》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新变化。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新变化出现的原因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姚莹(1785—1853)，安徽桐城人，桐城县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文物之邦”，具有深厚的人文沃土。而麻溪姚氏则“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积累了家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代后人。姚莹出生时家境已衰落，因此早年生活磨难多多。6岁入学，师从方兰荪先生。8岁起，师从族兄姚维藩，姚维藩曾从姚鼐受古文学，且具经世致用思想。姚莹母亲口授《诗》、《礼》二经，还经常讲述里中和姚氏先人史事懿行，引导其兄弟励志，以不坠“先业”。14岁的姚莹“已好为诗歌”。“束发之初，即思慕古”，泛览汉魏至当代作者著述，“诵古人之言，求古人之义”，而“略知为人”。
——摘编自施立业《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姚莹卷》
材料二 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担任台湾道，领导台湾人民击败英国的进攻。他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搜集外国书籍。鸦片战争后，更注意寻求抵抗外国侵略的办法。他认为：要雪中国之耻，首先需要知道敌人的虚实。书生眼光短浅，不勤远略，对海外夷势夷情，平日不肯讲求，一旦外国猝然来攻，惊若鬼神。这种拘迂之见，误尽天下国家大事。他对英、法、俄等国的情况，印度、尼泊尔入藏的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英国在吞并印度之后，早已蓄谋窥伺中国的西藏，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和边疆地区的防务。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1)据材料一，概括影响少年姚莹人格形成的有利因素，并说明其所起的浸润作用。
(2)据材料二，归纳姚莹挽救危局的应对之道，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
材料一 西汉开始，黄河水灾日益严重。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狐子决口，武帝派汲黯（人名）和郑当时（人名）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当时外威田蚡（人名）任丞相，因怕治河影响其封邑收成，故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受其影响，武帝不再堵口。公元前109年，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终下决心堵口。汲仁（人名）和郭昌（人名）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工程，武帝亲临现场。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入海。
——据葛剑雄《汉代对黄河的治理》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仓促建立的治黄体制，是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架构。在形式上，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受第一战区司令部与行政院经济部的双重指挥，以体现战时河政与军政的协调与配合。实际结果则是，治黄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各自分离，相互掣肘，黄泛区治黄工程寸步难行，最后还牺牲了河防与民生。
——据张岩《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黄河治理当作事关安民兴邦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1950年1月，中央决定把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统筹全河水利事业。同时，中央政府对黄河的投资不断加大，以1951年为例，仅工程费一项就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的年份还高五十七倍。在水利部和黄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劳动的热情高涨，成效很大。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武帝时期黄河治理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黄泛区治理的弊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 在1694—1760年这一时期，伦敦城中一系列金融业发展起来，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等。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英格兰银行，它是拥有垄断特权的、唯一的参股银行公司；另一类是私人银行，它们主要提供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向股票经纪人提供短期贷款，向各类工业家和商人提供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贷款”。伦敦的私人银行与17世纪英格兰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有关。伦敦作为英格兰最大的港口城市，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港口航运业务和附属行业相关的工作，因此，其城市职能的演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海外贸易的推动。
——摘编自范可媛《1694—1914年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和演变》
材料二 晚清时期，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数实行股份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当时很多商业银行都效仿西方银行的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其中，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可以说完全是根据汇丰银行的模式效仿而来的。它是中国第一家“招集商股”“合力兴办”起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股方式与汇丰银行毫无区别，即先选聘总董、拟定银行章程、展开招股建行工作、在各通商口岸发布招股公告等。如通商银行成立时，最先核定总股本为500万两，但是由于当时募集不齐，所以先收半数250万两，其余部分直到1898年才收齐，另与户部商议并向其借款100万两。
——摘编自纪彦彬《中国的银行体系变迁研究（1940—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94—1760年英国银行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华夷之辨”也是司马迁民族观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司马迁以华夏中国为中心，将四夷纳入王朝的统治，这种“夷夏同朝”、“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观将夷夏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武沐《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新纂云南通志》中记载，“有自从汉俗定姓者，皆以明时始著姓”。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采用汉族姓氏制度可以争取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源。以科举制为例，在汉文化中心主义占主导的文化语境中，少数民族常常受到歧视，很难在科场中脱颖而出，步入仕途，而攀附汉姓，假扮民族身份，不失为种理性的选择。如彝族李学周，就是改汉姓穿汉装前往北京赶考应试考中进士的。汉族的门当户对、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在云南地区广泛传播。
——摘编自廖国强《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司马迁的民族观。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
材料 丘逢甲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养成了“平居好学，手不释卷”的学习习惯。1889年殿试中进士，被钦点为工部虞衡司主事，他到署不久, 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外国列强的野心，即弃官归台从教,主张以新思想新知识课士，迈开了其教育救国的第一步。“抗日护台运动”失败后，他总结归纳出失败的原因是“人民缺乏教育”。内渡后，他主持创办了岭东同文学堂，强调学堂应“造就有用之学”，录取的学生应“以志趣远大者为上”，提倡男女平等，倡办女子学校。在教学中强调“孔子之教为主义”，还开设了格致、外语、化学、生理卫生等科，由于同文学堂学生“多在二十五岁以下者”，故教学应该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 由简到繁，凡“所出之题, 皆宜浅而易解者”。在学习中提倡学生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切莫人云亦云”。
——摘编自赖世极、赖惠玲《论丘逢甲的教育思想》
(1)据材料概括丘逢甲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必然性。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丘逢甲关于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
材料一 秦汉时期的世家地主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了，门阀地主取代了世家地主的地位。门阀地主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这是跟世家地主相同的。门阀地主跟后者不同之处，首先是，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部曲，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跟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跟国税分离的地租。
材料二 这本来是在社会大变乱时候选用人才的一种方法，但很快就成为形成、巩固以至扩大门阀地主拥有特权的工具……。隋唐时期，在政治上出现了跟门阀地主竞争的越来越多的人，因而门阀地主的社会地位逐渐受到削弱，但仍然占有很大势力。
材料三 寺院地主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又一新兴的地主阶层。他们有宏大的寺院，有丰富的寺产，有人数众多的劳动人手。他们不纳税，不服役。寺院中的田地和资产，实际上是他们所私有。寺院中的劳动者，实际上是为他们劳动。他们各立门户，有师徒长期沿袭的财产和佛学传授系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1)据材料一归纳门阀地主与世家地主的异同。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中“维护门阀地主拥有特权的工具”是什么？概括隋唐时期为削弱门阀抬高新贵的选官措施及其作用。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寺院地主兴起对国家发展的消极影响。你认为国家应该如何解决此问题？
材料一 明清时期城多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城多间人口流动更为频繁，更为自由。由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增长有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其中一部分流入大型城市，另一部分则流入近域的集镇从事手工业生产。在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下，未从乡村体系中流出的部分农民也开始从事服务于市镇消费的商业化农业生产，如江南地区农村以输出棉布，绸蛾为主要生计。工商业者也出现了从事农业的情况，其兼业形式基本都是以消费市场的需求为主。当农产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专业的工商业者就会增多；而当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工匠又会转为从事农业，所谓“四民”分业已远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这些变化“模鞠了城多界限”,而将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陈海明《中国城多的复合双重结构——唐宋以来城多发展脉络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买丰华韩文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多关系：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主要表现及其推动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趋势。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