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丝绸之路开通后,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用价值而促进了中原地区医药学的发展。异域诸国对汉朝丝绸、漆器等的需求促进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繁荣。此外，社会上胡风兴起,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人的信仰体系。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商品的畅销彰显了汉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摘编自董莉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材料二 明朝初期,以朝贡贸易为主的官方贸易受到推崇,且朝廷对海上民间贸易限制严苛,民间瓷器外销也因此严重萎缩,走私活动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渐趋活跃。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兴盛,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为全球性的海路网络。清代前期，来华的欧洲商船增多,康熙开禁,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4个通商口岸,允许欧洲商船来华贸易。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但来华船只仍不断增加。清代前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摘编自刘冬媚《碧海遗珍--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沉船出水陶瓷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阶段概括明至清中叶民间瓷器贸易发展的特征并说明原因。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川机器局创办的特点，并分析四川机器局创办后的积极作用。
材料三 茶馆是成都的一个文化象征和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后，茶馆中电视和录像机逐步取代了旧时茶馆里的地方戏和其他形式的演出，室内的墙上贴满了影碟的封面，大部分都是港台和美国片。尽管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巨变，但茶馆仍然可以容纳掺茶师傅、算命先生，挖耳师、擦鞋匠、小贩等在其中谋生，并进一步展示出传统生活方式和地方文化的活力。
——据王笛《农民工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茶馆观察》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成都的社会风貌。
材料一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性企业之一，也是近代第一家股份公司制企业、规模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1873年1月，李鸿章命人筹办招商局，以容同等人所著的《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为基础，面向社会公开募股，其所发行的股票也被称为“中国第一股”。甲午战争以后，外资获得了在华直接设厂的权利，中国朝野从挽救危亡、抗衡外资扩张出发，兴起了一殷实业救国的潮流。接着，清延在遭受八国联军沉重打击后，又进一步提出振兴工商政策，出现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官企改归商企的潮流，招商局就是在这种潮流中开展改制之路的。
——摘编自虞和平、吴鹏程《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改归商办与官商博弈》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招商局利用有利时机与官方展开了三次博弈，争得了完全自主用人、独立处置产权的权利，最终实现了完全商办。北洋军阀混战期间，招商局长江航行船只常被军阀扣留，用作运兵打仗，几无盈利可言，船只受损，近乎报废。1930年国民政府借口整顿局务，将招商局改为国营，1932年又改属交通部。1937年抗战爆发，招商局总部迁至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再迁上海。到1947年11月，招商局只剩下大小船只460艘，33万吨位。1949年4月上海解放，招商局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从此归新中国所有。
——摘编自谢俊美《轮船招商局兴衰启示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轮船招商局性质的变化，归纳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轮船招商局成立和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隋唐时期在东北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行政基础。唐玄宗时期，东北的靺鞨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金末于各地设行省，开我国省制的先河，为后来元朝在全国普遍设立行省创造了条件。元朝时，辽阳行省的设置标志着“天下一家”治边思想在东北地区的确立。《元史·地理志》总结道：“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刘信君《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 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清初，出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清廷鼓励民人开垦东北，使东北出现短暂的移民高潮。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以“东北为满洲根本，移民甚多影响旗人生计”为由，颁布八条封禁措施，禁止民人进入奉天。但封禁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挡关内民人“闯关东”的热潮。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利用地域上的优势，加紧对中国东北的掠夺和侵占。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危机，清廷开始放宽对东北移民的限制，推行移民实边策略，使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同光时期，东北出现了民治机构建置的高潮。
——摘编自梁磊《清中叶以降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隋唐至元朝对东北地区管辖的具体措施，并据此归纳其趋向。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中叶以来东北移民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晚明清初以来，“伶人士人化”倾向显著。一方面，当时家庭戏班繁盛，士人不仅参与戏曲编排，甚至“下海串戏”，部分士人更是被迫“以曲谋生”。另一方面，“伶工贱伎”的卑贱身份驱使伶人崇儒尚雅。乾隆时，伶人桂林官不仅喜书史，擅画兰，而且“能举业”，并因此入幕做了幕僚。部分伶人品格高尚，名垂青史。劝谏明朝大臣钱谦益投水殉国的柳如是便为其中翘楚，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晚年耗十年心血著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以表彰其超越士人的品格气节，誉其为不世出之奇女子。
——据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整理
材料二 京剧大师周信芳（1894—1975），6岁拜师，7岁登台，因表演风格与其他老生演员截然不同，独成一派——“麒派”。周信芳一生编演了许多新历史剧，九一八事变后，他排演《满清三百年》，宣扬爱国教亡，对历史上的汉奸卖国贼大加斥责。”一·二八”以后，他改编并演出了《明末遗恨》，唱词中有：“富家翁只知道鱼肉百姓，他把那国家置若罔闻”“兵是匪，匪是兵，长官造成”“这时候再取乐太无人性”等。观众观此剧，鉴古抚今，莫不感动。七七事变后，周信芳参加上海戏剧救亡协会，主持京剧的宣传演出活动，排演了《徽钦二帝》《香妃》《董小宛》《亡蜀恨》等剧，坚持以历史故事进行抗日宣传，直到1941年7月在敌伪胁迫下，才告停演。
——摘编自杨浩等《旧上海风云人物》
材料三 1951年，中央发布了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全国旧剧团上演的数万出旧戏，以自愿和引导的方式加以改造；把群众喜爱的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看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改革旧戏班中的旧徒弟制、养女制等不合理制度。1952年，文化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23个剧种演出了82个剧目，戏曲名家梅兰芳、周信芳等获得荣誉奖，展示了戏曲改革的初步成果。梅兰芳、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他们为代表的艺术家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各项艺术活动，为工农兵演出，参加了赴朝义演，忘我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演出。
——据欧阳雪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时期“伶人士人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周信芳编演历史剧《明末遗恨》的主要目的，归纳周信芳编演历史剧的主要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推行戏曲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争，重庆地区人口稀少，满目萧条，经济和社会遭到空前的破坏。广大农民不仅要承担规定缴纳的租赋，还要承担超过正赋数倍的加派、杂税和力役。为了恢复重庆经济，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措施……乾嘉年间的重庆人绝大多数是移民的后裔。据巴县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重庆定远厢共有300户，其中从事工商业的占208户。同时，大规模移民也导致了重庆地区人口的迅速膨……1810年到1850年，重庆城市人口从5万增加到20万人。移民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摘编自李东芝《近代重庆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1876~1949）》
材料二 重庆商业中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时期，因而就不能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征。重庆商业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以1891年强迫重庆开埠为标志，“商埠且因外人的强迫而开放，商人的地位便完全被动”。商业投机是指利用或操纵市场，通过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等手段而牟取暴利的商业活动。投机商人预测某种商品价格或黄金、外汇、有价证券将要上涨或下跌，以少量押金大量买进或卖出，等价格涨跌时就卖出或买进，从差价中牟取暴利。在重庆开埠后的很长时间里，商会和同业公会管市场，政府放任自流。
——摘编自周勇
材料三 1983年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在改革试点中，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扩大了重庆管理经济社会的自主权，突出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重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直接向中央申请立项，自身的财力也得以增强。在此基础上，重庆市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引入市场机制，增强了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力，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实践发展逻辑是一致的。
——摘编自袁仁景《改革开放一重庆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末清初重庆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分析清朝鼓励移民对重庆经济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重庆商业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重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忽必烈曾许诺宋降后杭州“宗庙悉许如故”。元军进城后，保护了城内各衙署，对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皇宫内等建筑也仅收缴礼乐器物，建筑得以保存。忽必烈至元十九年，杨琏真迦等为发展佛教势力，夺占原南宋御前道教宫观为佛寺，重构杭州的信仰空间。两年后，元政府在南宋故宫遗址上“建大寺五”，原受元廷保护的杭州城郊天圜丘亦被毁建寺。杭州成为江浙行省省城后，杭城内原南宋官街改造、重建成行省街署与官员府邸，监察江南官员的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大兴文教事业的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等，大体由南宋旧官衙改造而来，仍保持中轴对称、前堂后寝的布局。
——摘编自陈彩云《从国都到省城：元初对杭州政治空间的改造》
材料二 山东西南部的济宁城原为县级治所，元京杭大运河竣工后成为北方运河段的重要枢纽，是明代首批开设的7个运河上征收商品流通税的钞关之一，升级为兖州府下的州或直隶州。明中期后，土坯建起的外城城墙延伸着城市的防卫系统，鸡市口街、小纸店街、税课街、打铜巷等成为南外城街巷名。乾隆五十年，城内人口占济宁州31.8％，达15-20万。职业商帮中，出现了具有某些市民属性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参与当地修建寺庙、戏台、货栈，以及修缮城墙、码头、堤坝等。随着更多费用低、效率高的商船从事沿海南北贸易，济宁等山东西部运河两岸的城乡从19世纪中叶开始急速被边缘化。
——摘编自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对杭州的改造历程。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济宁城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因素并予以说明。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所谓“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主要是指明中叶后，我国社会孕育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后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社会政治思想。其基本特征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要求开明政治，倡导平等和民主；一反过去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主张工商皆本，重视货币，要求平均土地等；不屑于空谈性理，在一切社会文化领域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由此形成的一套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中国人自己的启蒙思想理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均有很深的自然科学造诣，在极为丰富的科学思想中，蕴含着启蒙的精神。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就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陈独秀明确提出：“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促成革命力量的成长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必然。恳昧和迷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科学，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赛先生”，通过尊崇自然科学法则，培养科学精神，反对封建礼教、旧思想和旧文化对人性的束缚，主张科技救国。但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有其不足之处，胡适、陈独秀、鲁迅和李大钊等人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等都高人一等，这也导致阳春白雪的理论很难深入劳苦大众，运动也只能流行于精英阶层之中。
——摘编自姚天琪《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人文思想的比较与对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早期启蒙思想产生的背景并概括其内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清早期启蒙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异同点。
材料一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氐、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五胡内迁”加速了各族社会的文明开化，不但各“胡”族大量吸收了汉族的农业文明，而且以自己的草原文明影响着汉人，从而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的现象。当时， 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故对的歧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故时势力，“胜者 为王败者寇”,大批被流放贬逐的“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材料二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目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姿态，建立主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目耳曼人迁徙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五胡内迁”和日耳曼人迁徙共同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