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夷、夏杂居局面的结束和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出现了华夏（又作“中国”）居中、 “戎夷”分布四方的“五方之民”的观念……这一时期“夷夏之防”不再被强调，因而有关夷夏的记述也着重于言语、饮食、风俗等民族差异及其原因。
——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参半。唯拓跋不至，又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云云。太宗不纳。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材料三 1761年，乾隆谕示军机大臣： “理藩院专管蒙古事务，尚可兼办回部（今新疆南部地区）。著将理藩院五司内派出一司，专办回部事务”。……
清政府规定凡出现两个以上“灵童”，便采取金瓶抽签的方法，中签“灵童”为合法继承人，这就是“金瓶掣签”制度。理藩院负责对金瓶掣签的掌管，以维护达赖、班禅转生的合法性。
——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
(1)依据材料一，概括华夏认同局面出现的背景。结合所学阐述华夏认同观念的积极意义。(2)依据材料二，归纳“自突厥颉利破后”唐太宗对东突厥的处理方法。结合所学列举唐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清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层管理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亲眼目睹了中英武器得巨大差距，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率先吹响了学习西方的号角。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奕也认为：“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1871年春，李鸿章向美国公使提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美国公使欣然答应。于是，清政府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分四批选送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就是近代中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
——摘编自王平《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
材料二 1881年7月清政府最终决定将赴美留学幼童全部撤回，8月，留学幼童被迫中断学业，94人（26人未归）分三批回国。94名留学生回国后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在铁路部门工作的16人，有5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矿务的10人；从事外交和行政的有21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的外交官12人，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海军者20人，海军将领14人；从事教育新闻和法律工作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电报工作者17人，其中3人任过电信局长；从事商业者7人；从医者3人。
——摘编自王平《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
材料三 留美幼童出国留学之后，耶鲁大学校长朴德认为这些幼童成绩极佳、道德高尚。正是幼童们早期给美国人民留下的这种美好印象，为中美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留学教育也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他们有的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的是各个大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学术带头人。
——摘编自王平《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三，归纳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纲领，与会代表欣然接受。1912年8月7日，中国同盟会退出历史舞台，七年时间内部四分五裂：孙中山将南洋、美洲等地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二；1910年，光复会重建，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三；1911年夏，宋教仁等在上海组建中部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四。
——摘编自金冲及等著《辛亥革命史稿》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摘编自《中共党史资料》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提炼中国同盟会的性质，归纳中国同盟会从成立到“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简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元代的河南地区尚未大规模种植棉花。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征收的棉花中，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占比已达85.9%。清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已遍及全省。如豫北彰德府内黄县棉花产量大，“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林县“户无贫富，妇女皆以纺织为主业，所制棉布质坚耐久，名曰家机布，除备服用外，运销泽、潞等处”；卫辉滑县“所有输出物产，不过棉花一种”；许州五女镇不仅是棉布交易市场之一，而且有“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所产出的丈六布“行销秦晋两省极多”；石固镇的二八布被“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岁勤动矣”。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衰探析》
材料二 影响晚清时期河南植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京汉、汴洛两铁路相继开通后，中原地区和外部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止棉花的品种得到改良，棉花向外输送也变得便利和快捷。20世纪以后，国内大型纱厂不断建立，到1911年有十几家纱厂，35万枚纱锭。英、美、日等国纱厂也迅速增加，如日本1892年有39家纱厂，38万枚纱锭，年耗棉量就达88万担。
——摘编自刘西峰《清代河南棉花的种植与运销研究》
材料三 1978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是900万亩。199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为1234万亩，此时新疆的棉田只有652.8万亩。1992年，河南省棉花种植达到巅峰，棉花种植面积飙升至1872万亩。2000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33%，河南的棉花产量则为16%。2008年，新疆季节性采棉工有68.6万人，最大的省外采棉工团队来自河南省，达18.1万人，仅次于新疆本地的22.8万人。201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只有700万亩。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69.83%，其中北疆95%的棉花是通过机械采摘的。
——据《河南统计局棉花种植30年报告》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河南植棉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晚清时期河南棉花种植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河南植棉业兴衰的认识。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节，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人统治的机制”是什么？概括这种机制在当时的积极作用。
(2)提取材料二信息，简要论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这一观点。
【知识归纳】地方行政体制的发展
| 朝代 | 制度(措施) | 层级 |
| 秦朝 | 实行郡县制 | 郡、县两级 |
| 西汉 | 汉承秦制，实行郡县制；前期设有封国，郡国并行制； 汉武帝划分州，为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 | 郡、县两级 |
| 东汉晚期 | 州成为一级行政机构 | 州、郡、县三级 |
| 隋朝 | 精简地方机构 | 州、县两级 |
| 唐朝 | 设道，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安史之乱后，道成为一级行政实体；设置节度使 | 道、州、县三级 |
| 宋朝 | 改道为路，府成为一级行政区划 | 路、府、县三级 |
| 元朝 | 实行行省制(设立行中书省) | 省、路、府、州、县多级 |
| 明朝 | 明太祖废除行省，设立三司；后又派出巡抚、巡按 | 省、府、县三级 |
| 清朝 | 清承明制，巡抚成为省级长官；又设总督掌管数省 | 省、府、县三级 |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性认识
1.特点:
(1)在演变过程中,中央强化对地方的领导、监督与制约,地方则要求一定的独立自主权,中央与地方矛盾始终存在。
(2)中央通过对地方的多层次管理,在分权基础上加强对地方管理者的任免、考核,地方权力逐渐被分割、削弱,集权于中央。
(3)中央派出机构演变为正式的地方行政机构,比如刺史、州、行中书省、巡抚等都体现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
(4)地方行政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对于基层管理的地方化。
2.规律性认识:
(1)中央集权是推动地方行政层级变化的主因。王朝建立初期,一般都要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地方机构进行改革;王朝后期中央集权遭到破坏,中央对地方控制减弱。
(2)分权是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基本方法,但容易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因此中央派出机构往往承担事权统一的角色,最终固化为正式行政机构。
(3)沿袭变革是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层级变迁的主线。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层级变迁的一条主线是对前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沿袭和改进,沿袭为主,变革为辅。
(4)“下稳上动”是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层级结构变化的特征。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县作为地方行政层级的基层区划是相对稳定的,而县之上的州、府、省则变化很大。
材料一 北宋初年，宋太祖问计宰相越普：“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越普答曰：“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类。今所以制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接编自司马光《谏水纪闻》
材料二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熹《朱子语类》卷
材料三（北宋）规定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四 宋代的中央机构，临摹了唐代的框架，虽有三省，但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二府三司”的中央行政中枢体制，即中书门下掌行政事务，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中枢与枢密院持文武两柄，号“二府”。“二府三司”各有分工、相对独立，惟皇命是从，理论上互不统属。此外还设有台谏系统，“台谏”乃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谏官事权重大，设立初期可“纠绳天子”，随着台谏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官制改革，取消了“纠绳天子之权”，台谏转而“规谏宰相违失”。在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央机构难以长期保持这种分权制衡的状态，积贫积弱的局面也随之产生。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五 经历了五代兵乱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因而对文臣、士大夫在认识上更为放心，故其有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他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是为了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营造崇文的气象，而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武臣的文化素养。
——摘编自张希清等《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材料六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制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朝时达到了极盛。两宋时期，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又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以后，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制定了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材料七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八 宋初取消方镇。后来，宋代依据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于是在州以上又出现了路一级的新型行政区划。各路设有负责转输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等。这些官员的衙门通称诸监司，“监”是指以诸使兼理“监察”州县之职的意思。这些监司的行政管辖地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并不尽一致，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治所（行政中心）有时也不在一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
主题二 北宋中期革除新弊
材料九 澶渊之盟规定：（一）宋辽维持旧疆，约为兄弟之国，辽主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为弟，并称肖太后为叔母；（二）宋每年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称为“岁币”；（三）双方沿州县各守边界，两边人户不得交侵……。
材料十 西夏元昊称帝后，宋夏战争不断。夏军虽胜，得利不多，宋又实行经济封锁，人民“饮无茶，衣帛贵”，弄得夏国民怨沸腾……元昊不得已，乃利用宋廷急于求和的心理，通过辽国，压宋议和。经过讨价还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以“岁赐”的名义，给夏角帛茶二十万五千。
材料十一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兼领新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进行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七月，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九月，又推出青苗法，由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加息二分或三分，粮食收获后纳税时归还。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用以奖励各地官府、农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之后，他在开封府属县试行免役法（募役法），免去原先按户等轮流到官府中服的差役，改由官府以所征免役钱募人服役，后推行于全国。熙宁五年（1072）三月，王安石在首都实行市易法，后推行于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以贩卖，用以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跌暴涨。同年八月，又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肥瘠分为五等纳税，以农户实际拥有亩数负担赋税。
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派官员置新法中民户自愿原则于不顾，强制推行新法，虚报成绩，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乃至贪污腐化不断发生，给守旧派攻击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加上宋神宗对于改革有了自己的设想，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不像改革之初那样言听计从。于是王安石罢相。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守旧派首领司马光出任执政，次年又升任左相，而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看到守旧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及将要废除所有新法，改革成果被毁于一旦，本已有病的王安石忧心如焚。同年四月，终于一病不起，享年66岁。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十二 应将王安石变法置入唐宋变革的历史契机中考察。北宋处在中古田制瓦解，契约租佃经济确立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文化理念等都有所改变……改革的成败得失，绝非改革者的执拗性格使然，也不能单从集团斗争上去寻找原因，必须深入到表面冲突下的时代潜流中去探究。
——摘自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材料十三 王安石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据《宋史·司马光传》
材料十四王安石希望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希望用增加生产和夺兼并之力来改善财政状况。他的变法手段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他更多地重视商品货币的作用。王安石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有很大的前瞻性，他的变法思想可以说是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走向近代的朦胧探索。
——据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基础测评*
(1)依据材料一，说明宋太祖“问计赵普”的背景。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后，采取了哪些措施？
(2)材料二作者对此看法如何？
(3)依据材料三指出北宋地方官制呈现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该地方官制对北宋王朝产生的影响。
(4)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中枢权力制衡机制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5)指出材料五中宋太祖的做法所体现的治国方针，并说明实施这一方针的主要原因。
(6)依据材料六，概括宋代科举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原因。
(7)依据材料九，盟约内容有何特点？指出其维系的基础是什么？
(8)比较材料九、十，指出宋夏和约与宋辽盟约有何不同？其说明了什么？
(9)依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经济的影响。
(10)依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11)概括材料十二的观点？你如何看待？
*能力提升*
(12)依据材料十三、十四分别指出司马光和马克垚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理由。
(13)依据材料十三、十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
*历史纵横*
(14)依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概括秦至唐地方政府层级演变的基本历程并简析其原因。
(15)依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概括宋朝“路”级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16)依据上述材料七、八并结合所学，归纳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材料 清政府实行以银两为主、制钱为辅的传统货币制度。道光年间，由于民间制钱私销私铸，“钱贱银昂”“官民商贾胥受其累”。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外国银圆普遍在中国流通，动摇了当时货币制度。对此，林则徐提出了自铸银圆的思想主张。他提出以自铸银圆取代洋银，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银钱两枚合纹银一两。这样既集中了外国银圆携带和使用方便的优点，而且以足纹铸造，避免如外国银圆那样色低践平造成对广大人民沉重剥削的弊端。
林则徐的货币改革，以“贵在流通，在便民”的思想贯穿始终。一方面反映了他具有鲜明的为维护国家权益、富强国家、保护人民利益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注意外国先进的事物，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养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林则徐自铸银圆的思想主张仍然没有完全跳出白银货币的框框，没有认识到外国银圆本位币体制的科学内涵。
——据唐岱蒙、唐嘉历《林则徐的“官铸银”货币思路与实践以及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林则徐货币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林则徐货币改革的主要措施，并简析其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