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统治者和社会经济（医药、染色、制瓷、调味等行业）对香料等货物的需要日益增加、国际贸易使宋王朝获巨额收入、陆上通道阻塞和造船业技术发展，宋政府一直重视发展海上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63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对商舶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等。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年收入为63万贯，宋高宗绍兴（1131—1161年）初，年收入增至200万贯，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的进口货物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丝织品为主，这条海上通道可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三 北宋之初，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认识到了藩镇割据的危害性，对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逐步收回了节度使的权力，由中央直接统辖州、府、军、监。这样，宋初的政府层级体制实际上又变成了州县二级制。但由于州、府、军、监数量过多，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太大，需要对管理层次进行调整，于是又在州、府之上增设转运使提刑按察使、安抚使和提举常平使，这些“使”的管辖区域也称为“路”。当然，宋朝设立的“路”并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各路官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彼此互不统属。各种“使”只是在财政、刑罚、监察、仓储等方面分别履行某种单一职能，他们所管辖的“路”在区域划分上也并非彼此一致。故宋代的路只是介乎行政区域监察区之间的一种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级完整的实体政府切实地控制一个地方。从权力的分配来讲，可以把宋代的这种“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体制称为二级半制或虚三级制。
——摘编自《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研究》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地方管理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从1865年李鸿章筹办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开始，一批军工、工矿企业陆续建立，它们都与化学密切相关；许多民用工业品如火柴、肥皂、食品等也离不开化学。化学知识的引进已刻不容缓，在这种形势下，一系列化学译著陆续问世，包含了无机、有机、分析化学等方面。与此同时，江南制造总局还译出了不少专门的化工著作和其他化学著作。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口译者傅兰雅还以自己的力量创办了第一份中文科技刊物《格致汇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和宣传了各种科技知识，其中化学知识占有较大篇幅。
材料二 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刊物《科学》开始发行，便时常有化学论文发表。1933年，《中国化学会会志》创办，从创刊到解放初期，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均用外文发表。这份刊物不但是国内化学刊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并且在国际化学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此外，由学会创办的刊物还有《化学》《化学通讯》《化学工程》等。除了由学会创办的刊物外，还有学校刊物、研究机关刊物和工厂刊物。这种种刊物，虽质量不一、规模各异，但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化学的发展状况。除了刊物外，书籍也是化学出版物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从1927年至1941年春，中国出版的化学书籍共有327部，其中工业化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大，居于第二位的是化学教科书及普通化学书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中后期中国引进化学知识的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分析20世纪前期中国化学出版物大量出版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宋代是印刷术普遍应用时期，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时期。《十三经》和《十七史》的印行，地方史志的编纂，许多数学、工艺、医药和科技著作的问世，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印，都在这一时期。而学术的复兴又促进了学校和书院的兴盛，加之为准备各级考试，使得教本、史籍、韵书、字典等大量印行。
据方志记载，宋代进士姓名可考者有29000人，其中两浙、福建等五路约占82%；宋代印书有地可考者1500种，该五路即占80%。反之，夔州路仅有进士103人，而所印之书只有2种。
——摘编自钱存训《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材料二
明代以前，医学对于传染病学的认识都未超出“伤寒论”的范围。明清两代医药学家，深入研究传染病等热性病发病原因和医疗方法，创立了温病学说，疗效显著。如《震泽县志续》载，乾隆二十一年，“瘟疫遍行，家无不病，病无不危”，名医孙日琏施诊施药，“赖以全活者计千有余人”。又如《相城小志》载，光绪十七年，“疫症盛行，呕泻螺疮起”，龚霞伯以四味中药“遍施之，病立愈，活人甚众”。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
(1)依据材料一，归纳印刷术普遍应用所产生的作用，指出宋代各地印书种数与进士人数所呈现的关系。(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以前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来源，明清时期有何新发展？实践效果怎样？
(3)综上，谈谈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