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第126期封面，1926年6月出版，封面是丰子恺的画。画中一个青年战士骑在一匹战马上，意气风发，挽弓搭箭，准备发射。这幅画取材于历史上“射塔矢志”的故事。史书记载：唐代，青年将领南霁云突出敌军包围，向贺兰进明求救。贺兰不肯出师相救，但欣赏南霁云之壮勇，“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面对美食，还有席前的美女歌舞，南霁云厉声说道：“此矢所以志也。”这幅画从《中国青年》第126期到第146期，整整刊登了二十一期。
——摘编自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
提取材料中的图文信息，结合中国近代史，简要评析《中国青年》杂志连续以丰子恺这幅画作为封面的现象。（要求：评述合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秦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佐丞相之职，御史府附从于相府之内。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汉朝中央监察机关由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府组成。司直属于丞相府官员，主要负责行政系统内的监察，集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秦汉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发生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1891年入主船山书院。他曾言“书院之敝，在于师欲束修，弟贪膏火，未知谁始图利，而上下竞于锥刀，市道不如，徒坏心术”，并曾针对此病作谕戒饬。他严肃学规，以经、史、词章之实学教化诸生，讲授经世之学。在他苦心经营之下，船山书院成为当时湖南一处颇有名气的书院。维新运动期间，他针对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致信广东学政张百熙，言康有为奏折“徒以危言激论声动当时”，其后果是致使各地书院随风盲动。他认为当是时应“端根本，定国是”。
王先谦（1842—1918），湖南长沙人，1894—1903年主持长沙岳麓书院。1897年，湖南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王先谦对此颇为赞赏。他认为时务学堂是湖南一处具有先期示范性的新式学堂，也是湖南书院改制所能依据的样板。他发布改章手谕，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方言（外语）五门。然而，1898年，王先谦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曰：“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缱幽。梁启超……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为之乘风扬波，肆为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在王先谦影响下，岳麓书院坚决将有关民主、平等的新学内容拒之门外。
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王先谦言“（高等学堂）规制甚宏，学科完备，洵为前时所未及，惟历代先贤之遗蹟就此沦淹，士林惜之”。1905年，王闿运对外声言书院亦当改章，给人制造书院改制的印象；在书院内部略定日课，就课程稍做调整，以附改制之说，而经、史词章的总体教学内容和思路则始终秉持。1915年，船山书院再也无法维持，改为船山存古学堂。
——摘编自李赫亚《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书院改制进程中的分歧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晚清民变（反清民众运动）统计情况表
| 时间 | 民主发生次数 |
| 1836—1845年 | 246次 |
| 1846—1855年 | 933次 |
| 1856—1865年 | 2332次 |
| 1865—1875年 | 909次 |
| 1876—1885年 | 385次 |
| 1886—1895年 | 314次 |
| 1896—1911年 | 635次 |
——摘编自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
材料二 预备立宪开始初期，官制改革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不仅遭到地方督抚的反对，而且还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认为，“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适今仍是本来面目”。“此度改革，不屡吾侪之望，田无待言”。立宪派一般要求在2—3年内开国会，如预备立宪公会电请“以二年为限”。立党派的努力在皇权的压制下毫无结果。他们慨叹：“日日言立宪，宪政重要机关之内阁，首与宪政之原则背道而驰。呜呼，其何望矣！”革命派则始终对清廷立宪持反对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纷纷痛斥清政府在搞“假立先”“伪立宪”，认为所谓的预备立宪“并不是真正立宪，实在拿立宪骗人”；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器做出坚决彻底的批判。
——改编自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
(1)根据材料一，指出晚清社会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立宪派与革命派对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态度。
材料
| 书名 | 摘编内容 |
| 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1922年） | 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是：人人能以国语自由发表思想；人人能看平易的古书；人人能做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有懂得古文文学的机会。 |
| 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1961年） | 胡适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
| 唐德刚《胡适杂忆》（1996年） |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开风气之先，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
| 吴根友《简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的“历史观”》（2013年） |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来，学术界对胡适的整体评价逐渐由负面转向正面，进而更加全面，对其“历史观”学术价值与产生的问题分析，也趋于客观。 |
(2)指出徐复观、唐德刚、吴根友三位学者对胡适评价的倾向，结合史实简述各自的依据。
材料一总的说来，唐代在经济制度领域重平等、轻效率......而宋代恰好相反，在经济领域重效率、 轻平等。所谓重效率，主要指结果是否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或完成更多的设定目标，即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货畅其流。但是，这种在高度中央集权制和官僚制度之下的平等，自身就隐含着矛盾与衰落的根源。它使宋代的官僚政治成为社会进一步变革的阻力，从而使宋王朝未能出现历史性的社会与经济突破，社会的发展逐渐停滞，中国古代社会终究没能出现历史性的突破。
——摘编自谢元鲁 《论唐宋社会变迁中平等和效率的历史转换》
材料二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唐末以迄、宋元时代不断发展 ，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盛产米粮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因此有“苏湖(常)熟，天下足” 之谚的广泛流传......明代中叶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农户农业经营的重点已不在种植粮食作物的 “田”，而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有所谓 “多种田不如多种地”的新的价值取向......长江三角洲地区明清时期农 村经济结构向多样化、专业化和商业化的缓慢转变及由此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整体社会经济基础，为以后的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据《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唐代前期经济领域“重平等”与宋代“重效率”的具体体现，并概括宋代“没能出现历史性的突破”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变迁，并简要评析。
1862—1893年中国设立的各类新式学堂(部分)
| 创办时间 | 学堂名称 | 地点 | 专业设置 | 创办者 |
| 1862 | 京师同文馆 | 北京 | 英文、法文、算学 | 奕䜣等 |
| 1866 | 福建船政学堂 | 福州 | 制造、驾驶、绘图 | 左宗棠 |
| 1874 | 操炮学堂 | 上海 | 制炮工程 | 江南制造总局 |
| 1880 | 天津电报学堂 | 天津 | 电讯 | 李鸿章 |
| 1883 | 金陵同文电学馆 | 南京 | 电讯 | 左宗棠 |
| 1884 | 广东黄埔鱼雷学堂 | 广州 | 驾驶、鱼雷 | 张之洞 |
| 1888 | 珲春俄文书院 | 珲春 | 俄文 | 希元 |
| 1890 | 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 | 威海 | 驾驶 | 丁汝昌 |
| 1890 | 旅顺口鱼雷学堂 | 旅顺 | 鱼雷 | 丁汝昌 |
| 1892 | 湖北采矿工程学堂 | 武昌 | 矿务 | 张之洞 |
材料一 汉唐的外事体制，乃是一套以贯彻大一统秩序为基本目标，以羁縻式控取为主要手段，以礼法规范为具体框架的体制。因而对集中代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互市，在以严密控制下的市坊制度对之约束的同时，朝廷看中的是其赐恩报义的政治意义而非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故或大施恩惠，或加设禁条，并不把互市当作目的而只视之为维护四夷宾服局面的手段。对中外各种交通出入，除按既定关津制度加以控制外，边境防范尤严，往往必须以因公的名义在官方往来的外衣下方许出入。而外人在境内的居留、婚姻等，除非降附归化，入籍为民，一般也总是处于重重限制之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大一统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对外来文化中的枝梢末叶，朝廷乐于采取大而化之的包容态度，但对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则以防范、限制和彻底的控制为基本方针。
——摘编自楼劲《汉唐对丝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关系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一阶段晚清政府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原则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仍坚守“华夷秩序”观念，并基本按照“华夷秩序”观念处理对外关系。第二阶段为19世纪60—8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呈现既试图保有旧的对外观念和政策，又试图利用西方体系中一些原则的过渡性特征，清政府正式设立了专司对外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在物质和观念上被全面裹挟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展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东亚首强地位被日本取代，日本迫使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宣告结束，朝贡体系中的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摘编自王卓《两个体系的碰撞——“洋务外交”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外交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唐时期相比，近代中国外交的变化，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有两项任务： 一是向苏联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二是与苏联签订新的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寻求苏联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和支持。随后，中苏双方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强大助力。
——钱津《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的道路与成就》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苏联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摘编自左凤荣《中国改革开放是对斯大—苏联模式的否定》
(1)据材料一，指出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评析。
(2)据材料二，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用史实予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