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夷、夏杂居局面的结束和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出现了华夏（又作“中国”）居中、 “戎夷”分布四方的“五方之民”的观念……这一时期“夷夏之防”不再被强调，因而有关夷夏的记述也着重于言语、饮食、风俗等民族差异及其原因。
——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参半。唯拓跋不至，又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云云。太宗不纳。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材料三 1761年，乾隆谕示军机大臣： “理藩院专管蒙古事务，尚可兼办回部（今新疆南部地区）。著将理藩院五司内派出一司，专办回部事务”。……
清政府规定凡出现两个以上“灵童”，便采取金瓶抽签的方法，中签“灵童”为合法继承人，这就是“金瓶掣签”制度。理藩院负责对金瓶掣签的掌管，以维护达赖、班禅转生的合法性。
——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
(1)依据材料一，概括华夏认同局面出现的背景。结合所学阐述华夏认同观念的积极意义。(2)依据材料二，归纳“自突厥颉利破后”唐太宗对东突厥的处理方法。结合所学列举唐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清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材料一 西周时期，宗族和国家合一、宗族既是血缘单位，也是政治单位、军事单位和经济单位。在这种宗族社会体制下，只能是世族世官制，国家权力按照宗族地位的高低进行分配，政府职位由各级宗族主即族长世袭担任，权力大小和贵族身份的高低相对应，国家要职只能在具有同等任职资格的几个贵族之间比较选择.官僚只是贵族的附属体，是为贵族和贵族政治服务的。
——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材料二 进入春秋时代，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各国内部愈演愈烈的宗族倾轧，导致了大批宗族的消亡，宗族统治随之土崩瓦解，新型的官僚政治体制应运而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个体生产成为可能，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日益发展并最终脱离了宗族的束缚，由隶属于宗族的家室逐渐变为依附于国家的编户齐民。连绵不断的外部战争和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以及土地分配，工商管理，赋税征收等繁杂的经济事务.都需要国家处理和应付。这种需要既促进了国家机器的迅速发展，也促使了官僚集团的产生。
——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材料三 秦朝、汉朝、唐朝中央官制图
图一 图二 图三
材料四 唐代针对九品中正制把人才选拔局限于门第的弊端，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既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周实行的选官制度，并归纳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官僚政治产生的条件。
(3)根据材料三，指出图一、图二、图三反映的中央官制，归纳中央官制演变的实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制度”是何选官制度，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层管理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洋务派官僚因此逐渐感到，要想继续举办和维持军事工业，实现所谓“自强”，必须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即李鸿章所归纳的“必先富而后能强”。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
材料二康有为汲取了今文经学“变易”的哲学思想，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指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有序不乱地向前发展，强调中国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的必然性。
——徐绍清《论戊戌思潮的发生与近代思想解放》
(1)根据材料一指出洋务运动的目标，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李鸿章创办的主要企业。(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宣传维新思想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特点的成因。
材料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纲领，与会代表欣然接受。1912年8月7日，中国同盟会退出历史舞台，七年时间内部四分五裂：孙中山将南洋、美洲等地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二；1910年，光复会重建，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三；1911年夏，宋教仁等在上海组建中部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四。
——摘编自金冲及等著《辛亥革命史稿》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摘编自《中共党史资料》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提炼中国同盟会的性质，归纳中国同盟会从成立到“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简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美国紧盯着受邀的亚非拉国家，同时多方采取外交等行动，竭力阻止会议如期举行。特别是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对会议邀请新中国参加极为不满。1955年2月23日，美国策划举行了曼谷会议，妄图以此抵制亚非会议。可是，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曼谷会议威胁亚洲和平，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亚非会议。会期临近，美国似乎已经无力阻挠，有美国媒体称“既然美国不能够阻止这个会议的召开，它就要它的近东和东南亚的某些‘朋友’把会议的进展导向适合美国的途径”。
——摘编自西门樵《60年前，万隆会议鲜为人知的三个瞬间》
材料二 在接到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五国总理的邀请后，周恩来即着手会前准备工作。万隆会议开幕后，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对此，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接着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他的发言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在巴厘岛的短暂休闲时间里，周总理和代表团两天内在驻地会见了多批外国领导人，千方百计用好在印尼的每一点时间和各国多打交道，为新中国争取更多一点的外交空间。
——摘编自杨慧《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干涉1955年万隆会议的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对1955年万隆会议采取的措施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在对待亚非新兴国家问题上中国不同于美国的态度。
材料一 北宋初年，宋太祖问计宰相越普：“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越普答曰：“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类。今所以制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接编自司马光《谏水纪闻》
材料二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熹《朱子语类》卷
材料三（北宋）规定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四 宋代的中央机构，临摹了唐代的框架，虽有三省，但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二府三司”的中央行政中枢体制，即中书门下掌行政事务，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中枢与枢密院持文武两柄，号“二府”。“二府三司”各有分工、相对独立，惟皇命是从，理论上互不统属。此外还设有台谏系统，“台谏”乃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谏官事权重大，设立初期可“纠绳天子”，随着台谏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官制改革，取消了“纠绳天子之权”，台谏转而“规谏宰相违失”。在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央机构难以长期保持这种分权制衡的状态，积贫积弱的局面也随之产生。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五 经历了五代兵乱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因而对文臣、士大夫在认识上更为放心，故其有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他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是为了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营造崇文的气象，而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武臣的文化素养。
——摘编自张希清等《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材料六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制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朝时达到了极盛。两宋时期，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又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以后，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制定了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材料七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八 宋初取消方镇。后来，宋代依据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于是在州以上又出现了路一级的新型行政区划。各路设有负责转输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等。这些官员的衙门通称诸监司，“监”是指以诸使兼理“监察”州县之职的意思。这些监司的行政管辖地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并不尽一致，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治所（行政中心）有时也不在一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
主题二 北宋中期革除新弊
材料九 澶渊之盟规定：（一）宋辽维持旧疆，约为兄弟之国，辽主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为弟，并称肖太后为叔母；（二）宋每年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称为“岁币”；（三）双方沿州县各守边界，两边人户不得交侵……。
材料十 西夏元昊称帝后，宋夏战争不断。夏军虽胜，得利不多，宋又实行经济封锁，人民“饮无茶，衣帛贵”，弄得夏国民怨沸腾……元昊不得已，乃利用宋廷急于求和的心理，通过辽国，压宋议和。经过讨价还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以“岁赐”的名义，给夏角帛茶二十万五千。
材料十一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兼领新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进行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七月，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九月，又推出青苗法，由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加息二分或三分，粮食收获后纳税时归还。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用以奖励各地官府、农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之后，他在开封府属县试行免役法（募役法），免去原先按户等轮流到官府中服的差役，改由官府以所征免役钱募人服役，后推行于全国。熙宁五年（1072）三月，王安石在首都实行市易法，后推行于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以贩卖，用以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跌暴涨。同年八月，又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肥瘠分为五等纳税，以农户实际拥有亩数负担赋税。
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派官员置新法中民户自愿原则于不顾，强制推行新法，虚报成绩，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乃至贪污腐化不断发生，给守旧派攻击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加上宋神宗对于改革有了自己的设想，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不像改革之初那样言听计从。于是王安石罢相。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守旧派首领司马光出任执政，次年又升任左相，而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看到守旧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及将要废除所有新法，改革成果被毁于一旦，本已有病的王安石忧心如焚。同年四月，终于一病不起，享年66岁。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十二 应将王安石变法置入唐宋变革的历史契机中考察。北宋处在中古田制瓦解，契约租佃经济确立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文化理念等都有所改变……改革的成败得失，绝非改革者的执拗性格使然，也不能单从集团斗争上去寻找原因，必须深入到表面冲突下的时代潜流中去探究。
——摘自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材料十三 王安石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据《宋史·司马光传》
材料十四王安石希望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希望用增加生产和夺兼并之力来改善财政状况。他的变法手段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他更多地重视商品货币的作用。王安石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有很大的前瞻性，他的变法思想可以说是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走向近代的朦胧探索。
——据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基础测评*
(1)依据材料一，说明宋太祖“问计赵普”的背景。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后，采取了哪些措施？
(2)材料二作者对此看法如何？
(3)依据材料三指出北宋地方官制呈现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该地方官制对北宋王朝产生的影响。
(4)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中枢权力制衡机制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5)指出材料五中宋太祖的做法所体现的治国方针，并说明实施这一方针的主要原因。
(6)依据材料六，概括宋代科举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原因。
(7)依据材料九，盟约内容有何特点？指出其维系的基础是什么？
(8)比较材料九、十，指出宋夏和约与宋辽盟约有何不同？其说明了什么？
(9)依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经济的影响。
(10)依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11)概括材料十二的观点？你如何看待？
*能力提升*
(12)依据材料十三、十四分别指出司马光和马克垚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理由。
(13)依据材料十三、十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
*历史纵横*
(14)依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概括秦至唐地方政府层级演变的基本历程并简析其原因。
(15)依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概括宋朝“路”级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16)依据上述材料七、八并结合所学，归纳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