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人士对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倡导培养新型国民，他们将具有独立的人格、开放而自由的人生价值、新型的国家观念和建设新型国家的本领。从本质上讲，这种新式教育是受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也是以人为本的。从国民教育的思路出发，民国初期的教育家又具体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旨在将培养新国民落到实处。
——摘编自郝莫云《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新式学堂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新式学堂存在的弊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期新式教育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这四次改革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在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意识的情况下，逐步实施的。然而，这些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戴鞍钢《晚清史》和黄治军《大清灭亡启示录》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四次变革尝试分别指什么？结合所学，从背景和失败原因的角度归纳四次变革的共同特点。
材料二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时人认为西方便是“新”的模板。国人将世界分成新旧两部分，而西方便是中国想要进入的“新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梁漱溟不无夸张地说，中国的西化潮流很快“退落，成为过去之事”，“其转捩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
——摘编自周月峰《以“未来”否定“现代”》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新变化。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新变化出现的原因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在1694—1760年这一时期，伦敦城中一系列金融业发展起来，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等。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英格兰银行，它是拥有垄断特权的、唯一的参股银行公司；另一类是私人银行，它们主要提供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向股票经纪人提供短期贷款，向各类工业家和商人提供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贷款”。伦敦的私人银行与17世纪英格兰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有关。伦敦作为英格兰最大的港口城市，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港口航运业务和附属行业相关的工作，因此，其城市职能的演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海外贸易的推动。
——摘编自范可媛《1694—1914年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和演变》
材料二 晚清时期，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数实行股份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当时很多商业银行都效仿西方银行的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其中，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可以说完全是根据汇丰银行的模式效仿而来的。它是中国第一家“招集商股”“合力兴办”起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股方式与汇丰银行毫无区别，即先选聘总董、拟定银行章程、展开招股建行工作、在各通商口岸发布招股公告等。如通商银行成立时，最先核定总股本为500万两，但是由于当时募集不齐，所以先收半数250万两，其余部分直到1898年才收齐，另与户部商议并向其借款100万两。
——摘编自纪彦彬《中国的银行体系变迁研究（1940—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94—1760年英国银行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 丘逢甲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养成了“平居好学，手不释卷”的学习习惯。1889年殿试中进士，被钦点为工部虞衡司主事，他到署不久, 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外国列强的野心，即弃官归台从教,主张以新思想新知识课士，迈开了其教育救国的第一步。“抗日护台运动”失败后，他总结归纳出失败的原因是“人民缺乏教育”。内渡后，他主持创办了岭东同文学堂，强调学堂应“造就有用之学”，录取的学生应“以志趣远大者为上”，提倡男女平等，倡办女子学校。在教学中强调“孔子之教为主义”，还开设了格致、外语、化学、生理卫生等科，由于同文学堂学生“多在二十五岁以下者”，故教学应该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 由简到繁，凡“所出之题, 皆宜浅而易解者”。在学习中提倡学生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切莫人云亦云”。
——摘编自赖世极、赖惠玲《论丘逢甲的教育思想》
(1)据材料概括丘逢甲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必然性。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丘逢甲关于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
材料一 秦汉时期的世家地主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了，门阀地主取代了世家地主的地位。门阀地主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这是跟世家地主相同的。门阀地主跟后者不同之处，首先是，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部曲，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跟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跟国税分离的地租。
材料二 这本来是在社会大变乱时候选用人才的一种方法，但很快就成为形成、巩固以至扩大门阀地主拥有特权的工具……。隋唐时期，在政治上出现了跟门阀地主竞争的越来越多的人，因而门阀地主的社会地位逐渐受到削弱，但仍然占有很大势力。
材料三 寺院地主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又一新兴的地主阶层。他们有宏大的寺院，有丰富的寺产，有人数众多的劳动人手。他们不纳税，不服役。寺院中的田地和资产，实际上是他们所私有。寺院中的劳动者，实际上是为他们劳动。他们各立门户，有师徒长期沿袭的财产和佛学传授系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1)据材料一归纳门阀地主与世家地主的异同。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中“维护门阀地主拥有特权的工具”是什么？概括隋唐时期为削弱门阀抬高新贵的选官措施及其作用。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寺院地主兴起对国家发展的消极影响。你认为国家应该如何解决此问题？
材料一 明清时期城多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城多间人口流动更为频繁，更为自由。由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增长有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其中一部分流入大型城市，另一部分则流入近域的集镇从事手工业生产。在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下，未从乡村体系中流出的部分农民也开始从事服务于市镇消费的商业化农业生产，如江南地区农村以输出棉布，绸蛾为主要生计。工商业者也出现了从事农业的情况，其兼业形式基本都是以消费市场的需求为主。当农产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专业的工商业者就会增多；而当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工匠又会转为从事农业，所谓“四民”分业已远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这些变化“模鞠了城多界限”,而将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陈海明《中国城多的复合双重结构——唐宋以来城多发展脉络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买丰华韩文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多关系：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主要表现及其推动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趋势。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
材料一 汉朝不仅农业有长足进步，手工业也令人刮目相看，纺织业尤其如此。农民家庭手工纺织业，多半生产麻布、葛布、绢帛，产品部分自给；一些城市的手工作坊，从事大规模生产，制作各种精美的丝织品。
汉朝向西域扩展是与匈奴对抗的直接后果。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目的都是为了“断匈奴右臂”。然而，张骞出使西域，更重要的意义是开辟了中西交通道路，大大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
从汉武帝开始对河西作系统的经营，先是军事开拓，后是屯田开垦，把屯垦与成守合二为一。汉朝经营的地域向西至敦煌以西、葱岭一带。著名的“河西四那”中的其中三郡就是这样发展而成的。
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西去的丝绸，对于中亚诸国的首领们而言，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对于罗马帝国而言，丝绸是一种奢侈的衣料，为了进口这些物品给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
——整理自樊树志《国史概要(第三版》
材料二 佛教产生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其始入华年代不详，据称在西汉哀帝时。东汉佛教已有一定的传播，当时就曾有帝王遣使至西域求佛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传播渐广，后秦有僧侣西行至天竺取经，历时十余年，由海道归至东晋。此后又有不少人西行取经。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进入鼎盛时期，当时中国成为与印度并峙的世界佛学中心，一方面仍从印度输入理论，另一方面又成为东亚各国“求法”的目标。
——改编自张帆《中华古代简史(第二版)》
材料三19世纪60-90年代中国创办的主要企业一览表
|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 1865年创办 | 上海轮船招商局 | 1872年创办 |
| 金陵机器居 | 1865年创办 | 开平矿务局 | 1878年创办 |
| 福州船政局 | 1866年创办 | 上海机器织布局 | 1882年创办 |
| 天津机器局 | 1867年创办 | 汉阳铁厂 | 1890年创办 |
——据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第二卷)》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走向兴盛的原因。结合所学，简述宋元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繁盛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写出东晋、唐朝时“西行至天竺取经”的两位名僧，并概述隋唐时期中国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所处的地位。
(3)能够运用表格等相关材料并使用相关历史术语对具体史事提出自己的解释是历史学科学业质量水平的要求。请参考这一要求，归纳材料三所反映的史事，并从背景和作用两个角度加以简要评析。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夷、夏杂居局面的结束和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出现了华夏（又作“中国”）居中、 “戎夷”分布四方的“五方之民”的观念……这一时期“夷夏之防”不再被强调，因而有关夷夏的记述也着重于言语、饮食、风俗等民族差异及其原因。
——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参半。唯拓跋不至，又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云云。太宗不纳。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材料三 1761年，乾隆谕示军机大臣： “理藩院专管蒙古事务，尚可兼办回部（今新疆南部地区）。著将理藩院五司内派出一司，专办回部事务”。……
清政府规定凡出现两个以上“灵童”，便采取金瓶抽签的方法，中签“灵童”为合法继承人，这就是“金瓶掣签”制度。理藩院负责对金瓶掣签的掌管，以维护达赖、班禅转生的合法性。
——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
(1)依据材料一，概括华夏认同局面出现的背景。结合所学阐述华夏认同观念的积极意义。(2)依据材料二，归纳“自突厥颉利破后”唐太宗对东突厥的处理方法。结合所学列举唐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清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层管理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