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非子的思想呈现为以法律为核心、术和势为两翼的架构,该思想架构是以君、臣、民为作用链条的。在此作用链条中,君主集法、术、势于一身,而臣和民不过是此宝塔式结构中下面的两个层级;该作用链条的作用顺序是人君驾驭群臣,群臣则要担负起治民的责任。
——摘编自陆玉胜《韩非子法制思想的再阐释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的思想权威,而“独尊儒术”是汉代统治思想确立的根本标志。董仲舒借鉴道家、阴阳家的理论，将儒学哲理化,完成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宇宙论证明,在儒学史上首次建立了儒学形而上学的基础。此后,儒学不仅由民间升入庙堂,而且更具有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经学思想的传播,导致儒学的“子学时代”终，“经学时代”始。
——摘编自陈寒鸣《“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非子法治的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汉代“独尊儒术”局面形成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新儒学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控制西域，而汉朝通过和亲使政治势力进入西域，使匈奴势力呈消减的趋势，到汉昭帝时，匈奴势力有抬头之势，宣帝继位后出兵匈奴，加上匈奴内部不.和，逐渐结束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清朝入关后，随着对边疆地区统治的扩大，理藩院职掌范围也扩大到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成为清朝管理少数民族的中央机构。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设立将军，兼管军政和民政；在西北地区主要采取军府制统治，设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的军务与民政，并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在北疆的蒙古族聚居的地区推行盟旗制度；在西藏地区则根据当地的宗教信仰特点，通过西藏的上层，实现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其他如在西南地区仍袭明制，实行土司制度。清政府通过封爵、给傣、联姻、朝觐制度等措施，极尽拉拢、抚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清政府在东北、外蒙古和西北边境，设置了一系列军事哨所，此外，清政府还在东北、西北、蒙古地区设置台站，开辟驿路。
——摘编自张艾力娜布琪《清代民族政策略论》
材料三 按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少数民族依法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同时享有自主管理本地方、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力更生和开拓进取，加上国家有力的扶持和帮助，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又新建许多工业项目，把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加快了民族地方的发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原则，充分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极大地凝聚了民心，顺应了民意，反映了民情，从制度上彻底粉碎了国内外分裂势力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野心。
——摘编自陈国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由来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措施。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意义。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民族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秦朝正式确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地位高，权力大。汉武帝时，鉴于宰相职权过重，就开始重用内朝近臣，到东汉时，在宫中主管收发文书的尚书，开始掌管机要，侵夺外朝相权。曹魏时，尚书台脱离少府，将办事机构迁到宫外，成为独立的中央政务机构。唐高祖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宰相机构，且三省分工明确。宋朝前期实行二府三司制，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均直接对皇帝负责。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置4个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明朝罢中书省，废宰相，设内阁，因明朝宦官专权，内阁权力受到牵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军机大臣多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四品以上的官员担任，成为辅助皇帝的主要机构。
——摘编自李荣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但民初的政党，不仅不能改变革命后混乱的社会状况，反而使政局变得更加纷乱。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当时的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清末民初的政党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产物。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操纵着中央政权，地方上的州县多为兵政兼行政，且都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中，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推进资产阶级的政党统治。政党之间，党争多于联合，个人恩怨超越党见，党派倾轧，内阁的频繁更迭，使民众产生了厌烦心理，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绝大部分党员对于政党政治的知识性认识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只知一些名词而不明其真正含义。
——摘编自李爱峰苏全有《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
材料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在民主建设方面建立了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划清党组织与政府的职权范围，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伴随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央逐步向地方下放了一系列权力；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我国在大力拓展基层民主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加强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制建设。
——摘编自何苑《试析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及历史经验。
材料一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高度重视史料的征集和整理。经中共中央批准，1980年5月成立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在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编制党史资料 目录、组织撰写回忆录和交流党史资料 等工作。随后，各地成立了地方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领导当地党史资料 征集工作。此后，中央党史研究机构有所变化，党史资料 征集和整理工作一直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摘编自《中共档案文献征集》等
材料二 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成立后，会同有关各方征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党史资料，如《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 丛书》，反映了党的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一大”“秋收起义”“淮海战役”等。各地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也积极展开工作。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战斗在天津的共产党人》等。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等
材料三 党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是一项严肃的、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说：“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党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为梳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有力支撑和重要依据，有利于党史的宣传、学习和教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吸收和利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党史资料 和新的研究成果。
——摘自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归纳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工作所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指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成果及重要意义。
(3)从材料二中选择一个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以此为例，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材料一 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自觉地承认自己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这件事本身就深刻说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所具有的影响，说明这个伟大的农民战争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
——摘编自李时岳、赵矢元《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
材料二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孙中山建立共和国的理想和方案，既回答了政权属于谁的国体问题，又回答了采取什么形式的政体问题，还回答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程序问题，从而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当时革命的关键问题。
——摘编自黄智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比所具有的进步性。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中国民主革命的相关特点。
材料 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专制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之前的闭关政策，中国成了隔绝世界的孤岛，戊戌变法可以说是闭关以后，中国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优秀民族必然奋起的抗争。另外，坚船炮利政策之失败，列强之集中环攻等，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就想来一番彻底的改革和维新。维新运动的代表首推康有为。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手法是仿洋改制，即提倡仿效外国变法，通过论述外国变法改制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康有为还运用了托古改制，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要求革新的知识分子，成为他宣传变法的得力助手和推进维新的骨干分子。康有为本想利用托古改制减少变法阻力，提高自己的成望，吸引广大士大夫。但却事与愿违，他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仅不能为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反而招致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攻之。
——摘编自江银曼《论戊戌维新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维新思潮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与卡特签订《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科技协定的签署以及随之建立的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标志着中美跨入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合作阶段。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和美国而言，科技合作关系的建立不仅仅是单纯的科技交流需求。
——摘编自陈强，刘园珍《中美科技合作历程回顾、动机比较与分歧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70年代中美科技合作的时代背景。
材料二 1979年，中国向英国派出了1330名学生和访问学者，到1983年猛增至19000名。在美方的技术支援下，中国在该时期建设了一批重要的基础科研设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8年建成的北京正负离子对撞机。随游美国对中国技术转让规则的放松，美国公司开始向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大量美国高新技术企业进入中国，例如IBM在1989年成立中国分支机构，在华设立了15个联合实验室、25个技术中心等
——摘编自陈强，刘园珍《中美科技合作历程回顾、动机比较与分歧分析》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这一时期中美科技合作的内容并归纳其特点。
材料三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开始进入“以我为主，平等互利”阶段。中美科技合作也进入到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在2005年第26次中美合作会议上，美方宣布参与合作中方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并负责了一半探测器设备的建设。中美科研机构在纳米、核安全、防灾减灾、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给双方都带来了益处。
——摘编自石磊等《中美科技创新合作历程与展望》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美科技合作的认识。
史料一 “平王立，东迁于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霸）。”
——《史记》
史料二 春秋中期，随着中原各国的强大与争霸，戎狄蛮夷先后被征服、吞并，如西戎为秦所驱，赤狄、白狄为晋所灭，莱夷为齐所灭，濮夷为楚、鲁所灭，蛮为楚所灭。到春秋末年，戎狄蛮夷逐步被华夏所同化，华夷差别慢慢地消失了。
——《国史概要》
(1)据史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归纳春秋时期分封制逐渐崩溃的原因。
(2)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也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与兼并战争是灾难性的战争。据史料一、二，谈谈你是如何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与兼并战争的？
材料一 孔子《孝经·纪孝行》中说：孝子对父母亲的侍奉，在日常家居的时候，要竭尽对父母的恭敬，在饮食生活的奉养时，要保持和悦愉快的心情去服事；父母生了病，要带着忧虑的心情去照料；父母去世了，要竭尽悲哀之情料理后事；对先人的祭祀，要严肃对待；礼法不乱。
司马光在《与侄书》中告诫其侄子们要加倍地谦恭退让，不得依仗他的权势威望做违法不公，打扰官府，欺压百姓的事情，使故乡的人们都讨厌、痛恨他们。
包拯在《包孝肃公家训》中将为官清廉、不营私舞弊作为家训，并严厉告诫子孙：“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胡安国在《与子寅书》中告诫子孙做官要勤于政事，亲民爱民：“汝在郡，当一日勤如一日，深求所以牧民共理之意。勉思其未至，不可忽也。”
材料二 “年来国事日非……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李鸿章《文儿》
“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日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心本原之学者少……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含见着下。”
——左宗棠给子孝诚的信
“方今国事扰攘，外寇纷来，边境累失，腹地亦危。振兴之道，第一即在治国，治国之道不一，而练兵实为首端……因送汝东渡。当今既入此，应努力上进，尽得其奥，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
——张之洞《与子书》
（1）依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古代家训中官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2）对比材料一、二，扼要归纳晚清家训中家庭教育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同盟会的成立，兴中会和华兴会的携手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是主导。而这种主导作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号召力。孙中山通过发行股票、贷款、义捐等多种渠道募集资金，截至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共募集经费约140万港币。武昌起义胜利后，著名华侨陈嘉庚还以个人名义直接汇给孙中山五万元捐款。孙中山由此感慨：海外华侨“捐助军饷者，络绎不绝，共和前途，实嘉赖之”。
——摘编自龚铭、张道有《中山先生的一天》等
材料二 “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使“我们异常兴奋”，南昌起义打起了一面旗帜，树立了一个榜样，鼓舞全党都要这样来进行革命。为制定土地政纲，起义领导机关曾几次进行过讨论。尤其是彭湃在海陆丰的丰富的土地改革的经验，在南昌起义后更是得到了发扬光大，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土地革命也是受惠于南昌起义后的土地革命的指导思想的。据统计，除了已经遇难的叶挺和间接参与者叶剑英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参加南昌起义的就有6人，在十位大将中有2人，在57位上将中有5人。
——摘编自樊安群《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重新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用一句话概括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南昌起义爆发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