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韩非子之所以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不单单是他将三家的法、术、势进行了综合，更为关键的是，韩非子以国家治理中的人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人性的基础上，韩非子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研究人性。因此，他的人性分析并不是在道德层面进行简单善恶的区分，而是将人看成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的个体，进而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韩非子认为：多数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具有经济性的特征，即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有目的性，而这个目的的深层动力就是获得利益，或者得到最大的补偿。这个目的也决定了人们思考和行为方式。这和20世纪初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基本是一致的。
基于此，韩非子主张：“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 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爱惠之不足，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予百姓者也”、“明君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
——摘编自李宏亮《韩非子治国理论的逻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非子的思想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韩非子思想主张的影响。
材料一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摘编自《文史纵横》2009年第3期
材料二 由于三省之间相互夺取权力，逐渐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皇帝就设置了门下政事堂，将它作为三省的共同决策机构，遇有意见分歧，皇帝理所当然成为最高裁定者；还增设“同三品”职衔作为出入政事堂的凭证，这样无“同三品”职衔的三省长官想以宰相身份自由出入政事堂的权力丧失了。唐玄宗时，还培植身边的宦官，枢相随之出现。枢相即枢密使，是宦官以使职身份干政出现的一个职务。
——摘编自牟霜霜《唐代三省六部制下的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带来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代调整三省制的措施。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的理由。
材料一 五四运动之前，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件，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也悄然改变了中国的道路选择。一个是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场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贪婪面目，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根源。另一个就是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提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陈独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另一位代表，他创办刊物、组织团体、撰写文章，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此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发表文章、翻译著作。
——摘编自房广顺祁玉伟《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材料二 回望百年奋斗历程，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摘编自《人民日报》《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根据材料一，概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举两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并说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进程中积累的经验。
材料一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城市经济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了，前代坊市的格局被打破了，到处可以设店、肆和作坊，商业活动场所扩大了。东晋南朝以来的草市或墟市在各地普遍发展，其中有一些形成为繁荣的小镇市。大小城市、镇市和草市，织成了地方商业之网，与广阔的农村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在生产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更加如此，可以说区域性市场在宋代明显地发展起来了。由于商业、交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卷入了市场。
——摘编自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上）》
材料二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英国预购炼铁机炉。有人提醒，先要确定煤铁质地才能配置合适的机炉，张之洞认为不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购得大冶铁矿，开始筹建汉阳铁厂，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煤，耗费六年时间和巨资，仍未能炼出合格的钢铁。盛宣怀接手后，招商股银200万两，并开办萍乡煤矿，但由于原来定购的机炉不适用，依然未能炼出好钢，只得贷款改装设备，才获得成功。通过克服种种困难，汉阳铁厂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化钢铁企业，1949年后收归国有。
——摘编自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材料三 “一五”计划关于工业化建设的总体设想是：基本完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同时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的新工业基地建设，进而推进全国工业的发展。为配合工业建设的总体布局，在西北、华北新建兰新、包兰、宝成等铁路线。此时期建设新兴工业城市包括包头、太原、西安、武汉、成都等内地城市。从投资的分配看，694个投资项目中有472个放在内地，其余222个大部分放在东北。沿海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大项目。如1955年国家对上海、天津的投资分别为这两市折旧额的76%和104%，两市的工业产值增幅低于同期全国增长幅度。
——摘编自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城市经济显著发展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阳铁厂艰难曲折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总体布局的重点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