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节，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周朝在全国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后，就把巩固政权，尤其是对广大东方地区的军事占领作为首要任务，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大封诸侯这一举措尤为重要。周王室大封同姓、异姓及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在诸侯国内部，诸侯王再行分封。诸侯对王室有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等义务，其内政基本独立。周初的分封对各地的开发和文化传播、交融是有促进作用的。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在中世纪的法国封建等级中最高一级是国王，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公爵、伯爵、侯爵、大主教、主教等高级封建主，高级封建主又将土地转封给子爵、男爵等下属，子爵、男爵再依次封给最低一级的骑士。土地封受后，封主与封臣结成领主与附庸的主从关系。这样就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而处在金字塔之下的则是以农奴为主的广大依附农民。在封主与封臣结成主从关系后，封臣要对封主行臣服礼和宣誓效忠仪式。领主与附庸之间互有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未履行其义务，臣属关系都可能破裂，或领主将采地没收，或附庸将土地转归更上一级领主，或者变为私有地。但是，由于采地的不断争夺、继承和分裂，二者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法国封建主又奉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就会造成一个封建主有若干个领主的情况，即封建主乙是甲的附庸，可能又是甲的领主或丙的领主。复杂的关系使封建主之间难免出现争夺乃至混战。

——摘编自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

材料一   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材料一   西周的建立及其分封制下的政权建构模式，将被征服的方国和族群在政治上卷入周政与周制的管理体系中。原先以血缘为族群壁垒的状态被打破。在统一的王权政治下，各非周族群都以政治上的从周感超过了之前狭隘的“我族”心理与认知。或者说，周所建立的“单血缘支配的社会”超越了每一个族群中血缘组织的力量，以分封制的形式贯彻了王权至高无上的理念。正是在这种统一政治认同下，每一个血缘邦族的“小我”力量弱化，一个政治体推动的“华夏”建立起来。

材料二   秦立国时辟在西戎，长期与异族群相处。至战国时，除了以一套郡县制的行政建制履行政治集权统治和对异族群的管理之外，还有一套在非华夏族群地区施行的行政建制，如“属邦”“臣邦”“外臣邦”“道”。“道”是秦政权直接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域。它既体现了政治一体化在边域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族群在政治制度的推动下逐渐“内附”，并有一部分族群逐渐趋于华夏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乔传宁《周秦时代政治变革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