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古代的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各国纷分进行田制改革.实现国家授田制。各国当时的授田标准基本上是“一夫百亩”。李悝所制定的“每夫扶五口，治田百亩”,孟子所倡导的“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和荀子所谓的“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等都印证了这一标准。这一百亩是国家制定征税数量的标准亩积，并非实授面积。不同地区的土地质量差别很大，都按每夫百亩授予是行不远的。授田制的目的是把农民束绰在土地上，课之以税。战国时代授田农民的经济负担主要有三项:票米之征、布常之征、力役之征,其饱的还有房屋税、桑蚕税、牲育税、关税、市税等等。授日制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地对国有土地再分配的运动，土地一经授予,可以子孙传袭,以为世业。到战国末期,国家对土地只有行政管理权,农民上交国家的产品只具有赋税性质而不再具有地租性质.租税开始分离。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   管仲的军事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把国都内的居民分为三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士”。让“士”居住在国都内是为了让士“就闲燕”-士兵从此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担负起武装作战的任务。管仲把内政组织赋予军事化意义。“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管仲改革“赋粟”，向农民直接征收粮食以养兵。此外制定了以兵赎罪的政策，作为军队兵器的来源之一。具体办法是，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赎罪。比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根据文献记载，这个办法实施后，齐国“甲兵大足”。管仲的军事改革标志着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化，暴力与大众进一步分离和异化，并由此而奠定了集权国家的基础之一。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军事制度，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军事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摘编自张荣明《从管仲改革看中国古代军制的演变》

材料一

西周实行井田制。土地属周王所有，主要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土地，且需要交纳贡赋。一井九百亩，中央之百亩公田所出谷物用作军资。王朝有司空等官员负责井田管理、军赋供应等事宜。

——摘编自冯时《霸伯治盐与西周井田》等

材料二

商鞅变法实行国家授田制，统计实际授田数量，实行以地治民，以功劳、爵位授予田宅，并规定出编户民相应的赋役义务。

——摘编自臧知非《战国秦汉土地国有制形成与演变的几点思考》

材料   战国中期的商鞅，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重法名世。在变法改革中，商鞅强调国家应采用重刑使人们守法以避害，还应用重赏吸引人们循法以逐利，刑的威慑作用大于赏，“先刑而后赏”。他注意到官吏犯罪的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百姓，甚至会使百姓效仿其行，不守法度。因此，设置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明确各级官吏的权责，特别鼓励官吏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他还注重培养人们主动守法的意识，树立和强化法律公平、公正的权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此外，商鞅要求法律条文须具体明确、通俗易懂，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扩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战国策》赞叹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摘编自隋淑芬、施建中《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等

材料   管仲（前723-前645年）面对当时南有楚国，北有狄人、西有戎人，都对齐国虎视眈眈，而齐国国库空虚的现状，提出每当年岁凶歉收，人民没有本业可做时，国家应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其目的不是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平衡经济。将百姓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集群，强调“四民者无使杂处”，要求四类民众分居分业，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不得自由迁徙，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促进齐国工商业的发展，管仲大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民众从事工商业的热情。管仲认为商品流通不仅仅局限在国境之内，而是应该实现国家之间的互通有无。在田赋之外，又开辟了很多新的财源，如盐铁专卖、对外贸易等，这大大降低了国家财政对田赋的依赖程度。国家以价格手段控制市场，统一调配社会资源，管控粮食的生产和储备，从而操控国民经济命脉和贸易中的主动权。

——摘编自候锦超《管仲的经济变革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