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董仲舒认为，变法使秦民“贪庚、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却说：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遣，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司马迁的记载，将“秦民大悦”“家给人足”统统删掉，大概他认为这是溢美之调，有悖史实。其他如王安石与朱熹也是肯定与否定两种看法。

新中国教科书完全一边倒的正面评价始于1956年，其视角主要在于实现了中央集权，结束了贵族政治，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2014年6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俊伟在《商鞅变法：不为人关注的另一面》中指出：商鞅变法建立了以官僚体系为依托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变法把秦国打造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为了支持战争，他采取弱民、夺民、愚民的措施，大力加强君主和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变法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商鞅把礼乐、孝悌、诚信、仁义、非兵、羞战等视为危害国家的“虱害”，执意铲除。连坐使居民相互监督，降低了人文道德水准。

——摘编自任世江《通过商鞅变法让学生接触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