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秦）用商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重为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诸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班固《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 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必是王家本位他们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一定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这种法家的成功的代表

——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

材料 董仲舒认为，变法使秦民“贪庚、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却说：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遣，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司马迁的记载，将“秦民大悦”“家给人足”统统删掉，大概他认为这是溢美之调，有悖史实。其他如王安石与朱熹也是肯定与否定两种看法。

新中国教科书完全一边倒的正面评价始于1956年，其视角主要在于实现了中央集权，结束了贵族政治，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2014年6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俊伟在《商鞅变法：不为人关注的另一面》中指出：商鞅变法建立了以官僚体系为依托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变法把秦国打造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为了支持战争，他采取弱民、夺民、愚民的措施，大力加强君主和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变法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商鞅把礼乐、孝悌、诚信、仁义、非兵、羞战等视为危害国家的“虱害”，执意铲除。连坐使居民相互监督，降低了人文道德水准。

——摘编自任世江《通过商鞅变法让学生接触思辨》

材料   商鞅变法的出发点是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立足，并最终实现国富兵强，这体现了他“务实功利”的价值追求。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乱频发，传统的道德伦理准则已难以支配社会生活，强权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这次变革在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秦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该变法的积极一面在于用爵禄和刑罚将人们追求利益的途径和方式规范到国家需要的道路上来，把人们的生活、生产甚至思想都引入一种轨道式的模范。但此次变法对法律过度的依赖，比如鼓励亲属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却也撕裂了人伦亲情；“轻罪重刑”使司法行为恐怖化；“不赦不宥”使“犯罪分子”一旦获罪则走上绝路，这些繁密的法令使秦人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的道德水平也渐渐降至仅仅遵循法律规定的最低线。

——摘编自许鸿基《商鞅变法的法治思想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