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史学观点随时代发展 | B．历史很难被准确认知 |
| C．亲历者的记录更客观 | D．历史史实有不确定性 |
| A．变法运动在列国风靡 | B．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
| C．士人阶层的强势崛起 | D．世族世官制度的消亡 |
材料 商鞅作为战国时期的改革家，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促使秦国富强。在宋代，商鞅受到士人的不断议论。北宋思想家张耒认为从短期来看，商鞅变法促使秦兵强民壮；但从长期来看， 却导致下情难以上达，遂招致“民心日离而君孤立于上”。苏轼在《商君功罪》中指责商鞅论功行赏的措施使百姓皆追逐军功及爵禄，使秦人只“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除此之外，苏轼认为商鞅变法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以严刑峻法代替了周公、孔子的平易近民与忠恕之道。 宋代君王认为儒家思想利于士大夫道德意识的培养。 ……宋代统治者提倡以儒治国，反对商鞅的“重刑轻赏”的法治观念。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士人对商鞅变法的看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商鞅变法在宋代受到批评的原因。
| A．否定官员善行 | B．强化社会控制 | C．首倡官员尽忠 | D．轻视民众价值 |
材料 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业”，管仲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工商专心本业，免服兵役。士乡即农乡，平时农夫耕田，战时当兵。士乡规定：“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每家出兵一人，“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这是兵农合一的劳动力编制，对于加强齐的国力当然起不小的作用。管仲相桓公，制定了“尊王攘夷”的策略，对于团结友邦、打击敌对势力，提高本国在列国中的地位，收到显著的效果。据统计，齐桓公在位的四十余年间，齐会盟诸侯二十六次，用兵二十八次。这都有管仲的功劳。
——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在齐国采取的改革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管仲改革的历史影响。
材料 在氏族组织时代，以宗法制为内核的祭祀礼仪系统十分讲求身份层级的划分。这种礼俗间的分野、互斥，实则是贵族祭祀系统中的“位”（意为丛木标识的社祀）现菆象。庶民被拒于“位”外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中枢同民间社会在意识管控结构上的隔菆阂、断裂。面对战国时代激荡的社会变局，商鞅吸纳秦地尚武的族群基因，他垫平贵、庶之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爵制下的秦国社会走入了臣民身份重新界定，阶层重新划分，国家专制权力得以成功介入基层社会，传统五等爵制维系下的贵族秩序变成了军功爵制下的新的信仰秩序。秦地的民间信仰也发生了由室家内祭向乡土外祀的转变，由宗族情感寄依转向了地域情感寄依，最终促成了郡县制帝国的形成。
——摘编自熊永《“菆位”于里社：战国秦地的民间信仰秩序统合》
（1）据材料，概括商鞅改革秦国爵制的措施，并说明爵制改革取得成功的社会基础。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商鞅爵制改革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董仲舒）“（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为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班固《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 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必是王家本位。他们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一定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这种法家的成功的代表。
——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
（1）据材料一，指出商鞅变法的相关措施，并说明董仲舒的基本态度及意图。
（2）据材料二，简析商鞅的历史贡献。综合材料，指出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