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图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工具 图二废井田开阡陌
(1)分别提取材料一两幅图的信息，并从唯物史观角度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
(2)模仿下面的示例，简介两税法。
| 示例：租庸调制 唐初实行的赋税制度。规定凡是均田人户，均按丁承担定额的租调，并负担一定的徭役。男子不去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称为庸。租庸调制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 两税法 |
材料二 这个大文人（王安石）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改革者，它能够考虑到“青苗法”，在政府和农民间建立了庞大的债权关系，还有“免役法”，即资金和劳役的替代法，这就更加大胆了。这些改革使国家富裕了……
——摘编余秋雨《中华文化四十八课堂》
(3)据材料二并从变法的积极作用角度说明王安石“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改革者”。
材料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荀子称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军队为“盗兵”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商鞅的军事改革。
材料 商鞅一元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富国强兵”。商鞅认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只能是“刑赏”，而其中“赏”的内容和对象也必须是绝对单一的。在“赏”与“刑”之间，“刑”又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应该单一地采用重刑。使“重刑”明确化、系统化的最佳手段是建立“法”。采用单一的重刑手段，而其直接对象只能是活生生的、复杂的人。他主张用强制手段使百姓成份绝对单一化，其次是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彻底单一化。商鞅一元化思想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其思想是以“外儒内法”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张晓《“单一”而非“多元”：论商鞅思想的一元化》
(1)根据材料，概括商鞅“一元化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商鞅“一元化思想”。
材料 商鞅作为战国时期的改革家，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促使秦国富强。在宋代，商鞅受到士人的不断议论。北宋思想家张耒认为从短期来看，商鞅变法促使秦兵强民壮；但从长期来看， 却导致下情难以上达，遂招致“民心日离而君孤立于上”。苏轼在《商君功罪》中指责商鞅论功行赏的措施使百姓皆追逐军功及爵禄，使秦人只“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除此之外，苏轼认为商鞅变法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以严刑峻法代替了周公、孔子的平易近民与忠恕之道。 宋代君王认为儒家思想利于士大夫道德意识的培养。 ……宋代统治者提倡以儒治国，反对商鞅的“重刑轻赏”的法治观念。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士人对商鞅变法的看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商鞅变法在宋代受到批评的原因。
材料 除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改革措施，商鞅还直接针对当时的社会习俗颁布了法令，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分异令”。所谓“分异令”，是指单位家庭内如果有两个及以上成年儿子，要为其子分家，否则要加倍征收其家之赋税。除此之外，商鞅还下令“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即禁止民众私斗，违反者视情节轻重依律处刑。荀子在参观秦国后由衷赞叹：“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但贾谊却不以为然，认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两者截然相反的评价，背后反映出的是法制和礼制两种治国思想的差异。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商鞅移风易俗改革成功的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商鞅推行移风易俗改革的影响。
材料 商鞅认为法是“为治之 本”“任法而治”,使法成为“国之权衡”,指出“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治”,人们“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同时,商鞅以求改变“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强调“刑无等级”“刑法无偏”,不论王侯将相还是官员百姓，“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君主意志与法律间出现矛盾，“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只有“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法，则端正之士在前”。商鞅提出“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于是“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摘编自张俊英等《商鞅变法与秦王朝之兴衰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法治改革的主要思想。（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商鞅法治改革对秦国兴衰的历史作用。
材料 在氏族组织时代，以宗法制为内核的祭祀礼仪系统十分讲求身份层级的划分。这种礼俗间的分野、互斥，实则是贵族祭祀系统中的“位”（意为丛木标识的社祀）现菆象。庶民被拒于“位”外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中枢同民间社会在意识管控结构上的隔菆阂、断裂。面对战国时代激荡的社会变局，商鞅吸纳秦地尚武的族群基因，他垫平贵、庶之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爵制下的秦国社会走入了臣民身份重新界定，阶层重新划分，国家专制权力得以成功介入基层社会，传统五等爵制维系下的贵族秩序变成了军功爵制下的新的信仰秩序。秦地的民间信仰也发生了由室家内祭向乡土外祀的转变，由宗族情感寄依转向了地域情感寄依，最终促成了郡县制帝国的形成。
——摘编自熊永《“菆位”于里社：战国秦地的民间信仰秩序统合》
（1）据材料，概括商鞅改革秦国爵制的措施，并说明爵制改革取得成功的社会基础。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商鞅爵制改革的积极作用。
材料 商鞅变法的耕战政策和法制思想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为了富国强兵，变法规定:“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没收其妻子为官奴婢)。”这种政策，到了秦始皇时代，更是变本加厉，他竟把商人与逃犯一样看待。为了推行法制，商鞅变法“燔《诗》《书》而明法令”，他认为《诗》《书》等都是一些“巧言虚道”，能使人怠于农战。这种政策发展到秦始皇时，更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为了推动新法的实施，商鞅提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的观点。为此，他极力鼓吹君主独裁，以便树立绝对权威。这种思想发展到秦始皇时，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总之，我们不能忽视商鞅变法的消极影响。
——摘编自洪家义《论商鞅变法》
（1）根据材料，概括商鞅变法存在严重偏差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商鞅变法的消极影响。
材料 自商鞅变法运动开始之后，由于其行动与理论的独特性，引起了学者与政治家的强烈关注。其后随着社会实践与文明程度的发展，学界更是把它作为法家治世的一种典型符号象征，进行了深入而又持续的研究。
从变法开始直至今日，对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从价值维度上可粗略地划分为四类不同的认知：第一类，传统法家学派“富强王治”的评判，积极肯定商鞅变法理论与实践，《商君书》《韩非子》等基本可以划归为这一类；第二类，传统儒家、道家、杂家等“背道刻暴派”的评判，即以道德为依据对商鞅变法持强烈批判态度，如荀子称商鞅为“盗兵”，孟子批评商鞅“强战”，等等；第三类，近代史学“富国强邦的军国法术派”的评判，如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中国史纲》等；第四类，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阶级服务派”的评判，主张商鞅变法顺应了经济变革的要求，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其中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
——摘编自王云鹤《商鞅变法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材料，任选一类关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释。
材料 从西周开始，中国盛行大家庭制。按照宗法制度，根据血缘亲属关系，组成一个人数众多、组织庞大以及成员之间依存度高的宗族集团。在这个家族内，所有财产都由族长掌控，他对整个集团起支配作用。有时候，大家庭成为王权和政权的对抗堡垒。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时，受李悝“尽地力之教”的影响，两次颁布《分户令》，强制推行以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公元前359年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公元前350年颁布的《分户令》更为严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即父与子、兄与弟在同一房屋内居住属违法行为。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革除落后的戎狄风俗，也为编定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制度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高士荣《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国推行《分户令》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国推行《分户令》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