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诸子学说兴起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文化的失范,即礼乐文化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已不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社会。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则正是在重重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下,围绕着解决上述问题而展开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儒家从历史文献的经验中去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儒家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道家从“天”和“自然”的规律中去找寻社会和人生的规律,他们一方面说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弃绝一切人为的造作,另一方面又倡导“道法自然”“无为”……墨家以宗教的热情和绝对平等的观念提出理论并躬行实践。

——摘编自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二   在传统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集权的历史。“假设没有这样的中央集权,我们大多数的祖先都已不能生存,遑论（谈不上）及我们后代”。因为地理与统治的封闭性,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这种封闭性不仅令中国文化自成一统,也使历史在中国形成独特的样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历史不仅以宫廷权谋为主流,而且缺乏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背景,似乎中国完全独立于世界而存在,从大历史的视界来看,这种历史算不得真正的历史,而只是“中国志”而已,因为它完全是停留在中国视野内的一种“地方志”写作。

——摘编自杜君立《历史的细节》

材料一   在先秦儒家的政治文化学说中，“仁政”是其核心部分，仁义道德作为为政之基和立国之本是其重要特征。儒家以性善论作为仁政的哲学基础，通过对人的内在恻隐之心的揭示而为仁政寻找内在的心性根源。儒家学说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而关注社会的核心则是“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共性的人都要求以“礼”来修身养性，强调在“克己”的基础上“爱人”，反映到政治上则为以“仁政”治天下。儒家仁政还表现为圣王对人民的物质关爱、道德教育与政治管理。仁政设计是从上层官吏的立场出发的，儒家认为统治者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王天下。至孟子时期，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立场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由“民好”“民恶”变为“民本”。

——摘编自惠黎平《试论儒家仁政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如果说儒家以贵仁著称，墨家则以贵义著称，《墨子·天志》曰“顺天意者，义政也”，将天的意志作为义政的理论基础和来源。墨家提出“义者，正也”，希望执政者用善政来匡正天下，通过“兼相爱，交相利”的思维来改变战国的乱世，反对当时社会上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兼并战争，反对恃强凌弱，反对力政所主张的“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墨家认为，顺从天志而施行义政，可以使天下安定，让上帝、山川、鬼神有祭主，使人民得到利益，从而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在墨子看来，义政的目标和归宿是实现“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即以兴天下之利为目标和归宿。

——摘编自金小方《墨家义政思想的内涵、特质及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