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前359年，商鞅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摘编自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材料   商鞅认为法是“为治之 本”“任法而治”,使法成为“国之权衡”,指出“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治”,人们“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同时,商鞅以求改变“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强调“刑无等级”“刑法无偏”,不论王侯将相还是官员百姓，“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君主意志与法律间出现矛盾，“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只有“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法，则端正之士在前”。商鞅提出“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于是“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摘编自张俊英等《商鞅变法与秦王朝之兴衰研究》

材料   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原来“属籍”的标准是以与君之血缘而定，今则无军功便攀不上半点关系。这是对王族宗室制度的重大改革。它既可以切除一切旧宗法世袭传统势力之家存在的根子，又可抑制新的宗族集团的发生，使庶民个体小家庭有机会崛起。商鞅还实行了“编户齐民”制，每一个小家庭在国家版籍上单独著册立户，直接与政府发生联系，家庭成员普遍取得“公民”身份。商鞅在编户齐民中实行邻伍、邻里互保制，重横向的邻伍、邻里关系，而不重纵向的血缘关系，非血缘的社会关系超过族内关系。

——摘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