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变脉络环环相连，呈现出姿态万千的治国方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辈出，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从孔子所倡导的以德治国再到以商鞅和韩非主张的法治思想，再后来演变为汉武帝所倡导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同时并重的思想。唐朝以后的统治者吸取了历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实施“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我们现在所提出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策略就是在古代治国思想基础上加以借鉴和提炼而成的。

——摘编自李丹《论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嬗变》

材料二   在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在统治机制的调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历代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民生联系民心，民心则关乎国运，治政之要在于固本安民。养民、恤民、患民、利民、富民等民生政策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政者因此需要将满足民众生活所需作为第一要务。统治者无论是重民、爱民，还是恤民、保民，作为民都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邦本”“立君为民”，但“民”居于社会下层，又被称为“庶民”“黎民”“草民”，处于与“君”相对的被统治者地位。

——摘编自杨艳秋《“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实践》

材料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公正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就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述。《论语·颜渊》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要求君主秉持正义，行为正当。君主先正已而后正人，天下即可垂拱而治。《礼记·礼运》提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处的“公”具有较为充分的伦理意蕴，强调的是公心、公义。老子强调“损有余而补不足”，主张平均分配的社会理想。荀子提出“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韩非认为不从事劳作而生活供给却很充足，不担任官职而名声显赫，这是不公正的；堵塞个人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

——摘编自方宁《中西方古代公正思想差异性研究——基于先秦诸子公正观和古希腊正义观的分析》

材料二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正义作为一种美德也源于知识和智慧。柏拉图把城邦中的公民划分为统治者、护卫者以及生产者三个阶级，他认为每个阶级所对应的正义都是有区别的：对于统治者而言，正义就是智慧；对于护卫者而言，正义就是勇敢；对于生产者而言，正义就是节制。在他看来，国家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国家正义的实现还是需要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实现。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法律中，法律规定了哪些行为是恶或者公正，并且只要遵守了法律，就可以称之为公正。一定意义上来说，法律本身是公正的，而制定法律的人也是公正的，因为其代表了城邦整体的利益。亚里士多德认为，获取财富要使用正当的手段，如通过劳动从大自然获取财富，他称之为“自然的获取财富之术”或“必要的获取财富之术”，否则就是不正当的，是不合乎正义的。他还专门写有《伦理学》一书，从公平的角度分析商品交换的过程和价值。

——摘编自黄洋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材料   综观孔子的“仁”，包括孝悌、忠恕、智勇、“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一切美德。在孔子看来，仁不仅是统涵诸德之德，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是个极高的道德境界，值得用生命去换取。在老子看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墨子批评儒家“言亲疏尊卑之异”的爱，主张“爱无差等”。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观点，提倡“他人之利，天下之利”，在《墨子·贵义》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同时，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也……顺天意者，义政也”，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

——摘编自刘培育主编《中国古代哲学精华》

材料一     孔子向来是十分尊崇礼仪的，孔子所谓的礼，简单说是“仁礼”，是合乎仁德之“礼”，也就是合乎忠恕之道的外在行为规范。他以严格的外在礼仪形式来践行“礼”。《论语》中记载了很多孔子在日常活动以及朝会和出使时的种种守礼行为，如孔子在乡里之间温恭谦逊，在宗庙朝廷之上非常恭敬，孔子也不用红色和紫色作为平常的便装。孔子认为“礼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即“尊尊”和“亲亲”。孔子认为要维护这种“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就必然要求不同的人在包括从车马服饰到钟鼎等器物使用上，都要在大小、质地、形制、数量各个方面加以区别。在孔子看来，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君子”。所谓“君子”是尚德的，他们一切以仁爱为出发点，所以又能表现出忠、信、恭、义、礼等种种美德。当然，孔子常说的“夏礼”与“殷礼”，就是指夏、商两代王朝的文化成就和整体文明状态。

——摘编自谢婧《孔子“仁”“礼”思想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又说：“礼义生而制法度。”据此，荀子提出了“非礼无法”的思想。荀子突破了传统儒家只重视“礼”“仁”的思想格局，在治国策略上也改变了“德主刑辅”的传统，对于违礼的惩戒也打破了只按传统习俗柔性对待的方式，将“法”融入礼之中或将“礼”提到法的位置上，以此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

——摘编自龚建平   边颜《简论荀子以“礼法”为核心的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