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材料   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是人治，官吏的素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政策的实现水平。汉初选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军功制；二是郎选制。军功制适应兼并统一战争形势的需要，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无法满足和平建设时期选拔管理人才的要求；郎官是皇帝身边的侍卫集团，他们内守门口，娴习“汉家故事”，有缺则可补授其他官职。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外，还有郡国不定期的举荐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人才需求的急迫，但也存在不完善，其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在举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带有浓厚的个人好恶倾向。东汉中后期，由郡国每年向朝廷推荐的孝廉、茂才等人选，多从州郡属吏中产生，这为公卿大姓子弟的出仕和迁升铺平了道路。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汉代豪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起初，他们是民中之“豪”，首先强在其财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兼并大量田产，“与民争利天下”；其次强在族势，“汉代豪强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大宗族”，“雄张闾里”，成为离心力量，他们还恃财“买复”，享受免役特权。高祖刘邦与功臣列侯们推行“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等打击豪强的政策。汉武帝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政策。

材料二 列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贵族爵。西汉昭宣以后，非豪强出身的列侯及其后代通过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业，以及宗族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豪强；一些豪强通过军功、裙带关系、世传经学而受封为列侯，成为豪强在“庙堂”中的代理人。在联合镇压了黄巾起义后，上层列侯纷纷抛弃中央的荣位虚职，积极攫取州郡牧守的职位，企图割据一方；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积极投靠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上层列侯。而后，曹操、孙权、刘备等分别联合不同的豪强地主武装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以上均摘编自秦铁柱《汉代列侯与豪强关系刍议》

材料：秦朝强力离散宗族的政策激化了与原东方六国地区的矛盾。汉初，刘邦以“汉政”代“秦政”，下诏复故爵田宅，六国贵族之后、豪强大姓无论是迁于关中还是回归故里，其宗族势力均迅速复活。他们交通王侯、操纵乡里，甚至成为诸侯王的依靠。景帝开始打击宗族不法行为，将抑制宗族势力纳入国家治理面。汉武帝增设刺史，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针对“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其余五条均为针对“两千石”的条款，打击核心都是宗族大姓及其保护伞。还通过加重资产税、算缗、告缗等措施，使依附于豪强的农民直接隶属于国家，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加强。不过，汉武帝打击宗族固然严厉，但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其发展。

——据臧知非《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