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戚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郡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戚、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兴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遭到破坏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四民月令》是东汉后期庄园生产活动的记录。崔寔晚年移居洛阳后写成，书中反映的农事季节，也和洛阳及周边地区相符。
正月
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
命女红趣（同趋，督促）织布。
可种春麦、蜱豆，尽二月止。
三月
可菜黍，买布。
九月
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
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
——摘编自缪桂龙《四民月令选读》
材料二 《隋志》“农家”：《四人月令》一卷，后汉大尚书崔寔写。《旧唐志》同，《新唐志》做“崔湜”，误。宋不著录。近人任兆麟、王谟皆有辑本，编次不伦，且多挂漏（挂漏：提及者少而遗漏者多）。王本又误以《齐人月令》谓即《四民月令》，而所采《齐民要术》有今本所无者六事。其文不类，未知何据……
——摘编自《严可均集》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东汉时期地主庄园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运用《四民月令》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发展时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封有功的衡山王吴芮为长沙国王，辖地长沙郡城。汉武帝统一南越后，设置荆州刺史，辖治境域包括今岳阳、益阳、常德、郴州、永州、衡阳等。东汉光武帝时，不再封王国于湖南，改长沙王国为郡。东汉通过长沙郡、桂阳郡（今湖南郴州）等地方行政机构，推行中央政令和传播汉文化；湖南铁工具的使用比西汉广泛，制瓷业和商业贸易都有所发展；桂阳郡先后有六任太守积极推广教化，禁止不符合儒家礼教并妨害国计民生的种种淫祀，兴办学校，推广教育，发展地方文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时期治理湖南地区的举措，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 经学世族
东汉中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当时私学兴盛，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讲读之舍暂建，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授徒者，名籍往往注册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一万六千人。
世传“孟氏《易》”之学的汝南袁氏家族，自袁安之后，“累世隆盛”，四世中居三公高位的多达五人。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家族，自杨震之后，四世皆为三公。这样的经学世族，一方面“显传学业”，一方面“俾匡时政”，在学术和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据王子今《秦汉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经学世族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材料一 西汉时期，御史由最初的君主秘书人员逐渐演变为集文书枢机之权和监察之权为主的核心监察官，御史大夫秩两千石且为副丞相，御史机构的设置和分工更加清晰，“给事殿中”“理众官”等官员在秦代御史执掌监察权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化和精密化。西汉初期，御史的办公场所是位于宫中的御史大夫寺，此时的御史与秦朝时一样也成为沟通皇权与相权的重要节点。西汉中后期以来，虽然御史大夫外化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但以御史中丞为首的侍御史仍继续留在中朝，并通过与尚书在行政机制的分工等方面的适应性调试，发展了原有的监察之权，御史与尚书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的专门监察官员。
——摘编自牟学林《从枢机到监察：西汉御史机构的职能转化》
材料二 东汉时期，尚书台尽管是总理政务的中枢机构，但却已享有一定的监察权，其机构设置也较为完善，尚书令、尚书左丞以及诸尚书都获得了较大的相互独立行使的监察权。就监察对象而言，尚书台不仅可以监督台内官员，还可以弹劾台外官员的不法行为。虽然在实践中尚书更多的是行使其对外朝官员的弹劾权，但无论是台内官员，还是台外官员，都在尚书台的监督范围内。尚书台官员不仅可以劾奏官员的政治犯罪，还可以就官员违反礼制的行为进行纠举。尚书台的监察权是东汉多元监察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西汉时期尚书仅临时性地弹劾官员相比，无疑是一大突破。
——摘编自王娟《东汉尚书台监察职能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时期御史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时期的监察体制“无疑是一大突破”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汉时期监察体制演变的历史作用。
材料 昔秦王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共灭秦，遂以败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廊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 王翁（王莽）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 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摘编自东汉桓谭《新论》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亡汉兴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莽改革的不足之处。
材料一 汉代豪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起初，他们是民中之“豪”，首先强在其财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兼并大量田产，“与民争利天下”；其次强在族势，“汉代豪强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大宗族”，“雄张闾里”，成为离心力量，他们还恃财“买复”，享受免役特权。高祖刘邦与功臣列侯们推行“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等打击豪强的政策。汉武帝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政策。
材料二 列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贵族爵。西汉昭宣以后，非豪强出身的列侯及其后代通过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业，以及宗族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豪强；一些豪强通过军功、裙带关系、世传经学而受封为列侯，成为豪强在“庙堂”中的代理人。在联合镇压了黄巾起义后，上层列侯纷纷抛弃中央的荣位虚职，积极攫取州郡牧守的职位，企图割据一方；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积极投靠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上层列侯。而后，曹操、孙权、刘备等分别联合不同的豪强地主武装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以上均摘编自秦铁柱《汉代列侯与豪强关系刍议》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政府抑制豪强势力的原因及其主要措施。(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汉代列侯与豪强之间关系的变化，分析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主要影响。
材料 湖南为南楚之地，在西汉和东汉前期以“风俗脆薄”、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生产落后著称。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湖南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的户数和人口数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见表 所示）。
两汉湖南人口对照表
| 郡国名 | 西汉（公元2年） | 东汉（公元140年） | 备注 | ||||
| 县名 | 户数 | 口数 | 县名 | 户数 | 口数 | ||
| 桂阳郡 | 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阳山、曲江、含框、浈阳、阴山 | 28119 | 156488 | 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阴山、曲江、含涯、浈阳、汉宁 | 135029 | 501403 | 所属县去阳山，增汉宁（顺帝永和元年置） |
| 武陵郡 | 索、孱陵、充、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很山、零阳 | 34177 | 185758 | 汉寿（故索，顺帝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孱陵、充、临沅、沅陵、镡成、迁陵、辰阳、酉阳、零阳、作唐、沅南 | 46672 | 139378 | 所属县去无阳、迁陵、很山，增作唐、沅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置） |
| 零陵郡 |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钟武 | 21092 | 139378 |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重安（原钟武，顺帝永建三年更名）湘乡、昭阳、蒸阳（原属长沙） | 212284 | 1001578 | 所属县增加湘乡、昭阳、黍阳三县 |
| 长沙国（东汉改为郡） | 临湘、罗、攸、连道、益阳、下雋、酃、蒸阳、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成 | 43470 | 235825 | 临湘、罗、攸、连道、益阳、下雋、酃、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城、醴陵 | 255854 | l059372 | 所属县去忝阳，增醴陵 |
| 合计 | 47县 | 126858 | 717449 | 49县 | 649839 | 2813266 | — |
| 西汉户126858；口717449；户均5.66口 | 东汉户649839；口2813266；户均4.33口 | ||||||
注：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统计。
——摘编自张齐政《东汉时期湖南人口增长原因论略》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中后期湖南人口的变动情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汉中后期湖南人口变动的影响。
汉代人口统计： 西汉初年 约1400万 汉宣帝末年(前49年) 约5000万 东汉初年 约1000万 汉和帝时期(157年) 约6000万 |
(2)依据材料归纳古代人口数量增减的规律是什么？
材料 杜诗（？—38年），东汉汲县人。光武帝时为侍御史，当时将军萧广放纵士兵在城里横行霸道，百姓惶恐。杜诗晓谕萧广后仍不改梅，乃将其击杀，并把情况向皇帝奏报。后拜为成皋县令，又迁为沛郡都尉、汝南都尉，“所在称治”。公元31年，升任南阳太守。他生活节俭，施政清正平和，“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设计制作水排，铸造农具，使用的力量少，收效多，百姓很便利。“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杜诗自认为没有功劳，请求降职，“帝惜其能，不许之。”杜诗多次向朝廷举荐知名士人刘统等人，尽心朝廷，“谠言善策，随事献纳”。杜诗病逝于南阳太守任上，死后竟然“家徒四壁，窘无田宅，丧无所归”。南阳百姓把他与西汉太守召信臣并称，称赞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召父杜母”就成了历代赞颂基层官员为“父母官”的最初源头。
——据《后汉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杜诗的主要政绩。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杜诗受到世人及后世敬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