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文化上亲缘人群之间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方人民大规模南下”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例，说明北魏是如何“更多地依赖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并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简述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在商鞅的改革措施中，虽然大多数都和政治、军事和经济相关，但都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通过改革，秦国社会上形成了“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风气，秦军士兵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而且民众以勤于农事为荣，民风趋于淳朴，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在社会习俗方面商鞅强制从大家庭中析分出大量的小家庭，使政府掌握的户数大增加，其征收的户赋也随之提高。商鞅颁布法令禁止民众私斗，违反者视情节轻重依律处刑，使秦人“法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商鞅确立的法令，成为了秦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为改变社会风气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材料二：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札治与孝治思想来完成鲜卑族的文化变迁，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鲜卑民族在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同汉族一样，具有同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接受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
——摘编自岳雪莲《从北魏孝文帝改革看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
(2)据材料二分析北魏孝文帝推动鲜卑族“文化变迁”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孝文帝改革的积极作用。
材料三：
(3)综合材料二和三，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特点。
材料 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有江东，又占有荆州一部分，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拉制之下，孙权统治江南的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开发时期孙吴曾广泛组织开挖疏液江南湖泊和河流，孙权时开凿了从钱塘江到建业的运河，并能灌溉两岸农田，孙吴组织南渡北人和山越、蛮炎人进行大规模的军屯和民屯，垦碎土地，一些边远之地和山地也得到了开发。孙吴时在海盐（今浙江海盐）、沙中（今江苏常热）等地设司盐校尉管理盐的产销。据说当时“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
孙吴统治地区傍海多河，造船业的发展远过魏蜀。孙吴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船业市场其船只数量多，船体大，质量高。长江沿岸商船往来不绝，大商人“乘时射利，财丰巨万。商贩浮船长江，贾作上下”。孙吴以交、广二州为基地与古代南海林邑、扶南等数十百国交通。孙权曾派出上百艘大船，满载货物到高句丽等地贸易。
——摘编自杨洪贵《试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吴时期江南经济开发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孙吴时期江南经济开发的原因。
材料一 《隋书》云：“晋时，巴西陈寿（晋臣）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三国志·魏书·武常纪》称曹操为“大祖”，封武平侯后称“公”，封魏王后称“王”，纪末“评曰”复归称“太祖”。《三国志·蜀书》称刘备为“先主”，称刘禅为“后主”，孙权则径称其名。
——摘编自周振刚《<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兼论“蜀国”之称谓》
材料二 关于三国时期的正统问题，朱熹说：“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司马光）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因为在朱熹看来，曹魏篡夺立国首先就违背了儒家的道德价值，不符合二帝三王的得国之道。按朱熹对君王治道“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之要求，曹魏篡汉属于不仁义，治国又以功利为主，所以魏不当为正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一步道：“（宋）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梁启超进而说：“正蜀也，凡亦谓正宋也。”
——摘编自平先荣《宋代士人之三国正统观研究——以宋代史论为中心》
(1)根据材料，概括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南宋时期三国正统观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从三国正统观变化得出的启示。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流向南方的汉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当时大部分北方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在江南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大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经济,竭力吸收北来流民和当地土著为佃客和部曲,这使得北方士家大族在江南保持着相对集中的聚居状态。其他南迁汉人则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今江苏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
——摘编自李克建《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材料二 对大批涌入境内的流民，东晋南朝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广泛的设置侨州郡县,即按其原籍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对其进行登记、管理,并规定只要注籍侨州郡的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优待政策。这个政策不仅较好的安置了北来侨民,而且对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南徙江南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琳《东晋南朝的流民及其安置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原因。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材料一 西周时期，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蛮、夷、戎、狄，是以是否接受了或保持着“礼”作为标准，存在着“中国”敌视蛮、夷、戎、狄的现象。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蛮、夷、戎、狄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 “华夏”靠近的趋势，最终在战国时期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摘编自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至战国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
材料二通过孝文帝改革，北魏“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改革使南北之间的均势逐渐被打破，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而北方民族大交融的实现，又大大淡化了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这就为隋文帝结束隔江对峙奠定了基石。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实际上，孝文帝选中洛阳作为都城，是因为西边的关中在北魏统治之下，而至于东边，他也无须再经营燕赵，故东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汉化，二是南伐。因为要吸收汉文化，所以作为数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晋旧都就成为理想的都城。当南北军事力量相等时，洛阳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条件；但当北方势力强于南方时，洛阳便于向南扩张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据之一了。
——摘编自周一良《读〈邺中记〉》
材料二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进驻洛阳。次年便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和“禁胡语胡服”，并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太和二十年（496年），大改姓氏，包括拓跋焘（北魏太武帝）以来的八大诸姓在内，改了一百余鲜卑姓为汉姓。
——摘编自史苏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平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改革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不待贾（买卖）而足……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
（东晋）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宴如（即安定）也。
——《宋书》
北人相继南移，同时携来高级栽培技术，南方灌溉、防洪、运河等水利工程不断修筑，富源也不断开发，始终江南的经济力量趋于壮胜。
——《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二 魏晋以来，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北朝时期江南得到开发的原因有那些。
(2)根据材料二，概括魏晋时期的社会现象。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方式有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