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民族关系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是文化较低的民族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融合。高者必然要同化、融合低者，这是一条“历史的永恒规律”。但是，我们一接触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实际，就会感到这条“规律”不能完全概括、解释民族交融中的复杂问题，它只能说明中外历史上民族交融的主要方面。可是，习惯于在已有的理论格局中因袭的人，却抱着这条规律不放，这就势必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忽视少数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统治阶层多为汉化浅而胡化深的集团，他们较南朝的统治阶层较少浮华虚诞，遗落世务，轻视妇女；而重视武事，讲究实际，重视寒门人才。陈寅恪说：李唐王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些才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关键。
——摘编自古非《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材料二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概括材料一关于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意义。
材料一 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札治与孝治思想来完成鲜卑族的文化变迁，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鲜卑民族在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同汉族一样，具有同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接受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
——摘编自岳雪莲《从北魏孝文帝改革看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
材料二
(1)据材料一分析北魏孝文帝推动鲜卑族“文化变迁”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孝文帝改革的积极作用。
(2)综合材料一和二，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特点。
材料一 公元3世纪末，关中发生饥荒，汉、氐各族大批民众被迫流亡到汉中地区，其中十余万人获准进入巴蜀。西晋益州刺史谋求割据自立，为收编移民而残害流民首领，各族流民在氐族人李特的率领下攻克成都，粉碎了其割据阴谋。不久，西晋政府又下令遣返流民。史载：“时罗尚（西晋新任益州刺史）贪残，为百姓患，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去世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再次攻下成都，李雄在部下及部分蜀中大户的拥戴下称皇帝。“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 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
材料二 十六国后期，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人民大多已经学会说汉语，汉语成为了北方诸族的通用语言。起初，在汉人群体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观念甚嚣尘上。与之相对的是，不少少数民族的人也对汉人持有偏见。 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增多，各族人民杂居更加广泛、交错，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日益增多，相互之间的看法也开始改变，“夷夏之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公元3世纪末大量人口迁入巴蜀的背景及影响。
(2)依据材料二，概括十六国后期民族关系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材料一 秦始皇又增派援军，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秦在统一过程中，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在南北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也修通了道路，特别是修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
——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汉至唐南北方户数变化表（单位：万户）
| 地域 | 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 | 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
| 北方 | 965 | 493 |
| 南方 | 111 | 257 |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注：公元742年为唐玄宗即位时期。)
材料三 自永嘉风暴到隋的统一，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互相冲突、采借文化的时期。调适的结果形成了文化的整合或涵化，最终的表现则为隋唐帝国光辉的汉胡混合文化的光临。
——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始皇为统治越族地区采取的具体举措。(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汉至唐南北方户数变化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人口迁徙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材料 根据历史和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 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一3℃ 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摘编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晋朝、南北朝至20世纪的中国气温变化
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以“气候变迁影响政治格局”为主题，任选图中两个历史时期进行合理解读。（要求：明确写出两个历史时期，解读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对上述材料中的某一视角或整体予以论述。 (要求：视角鲜明，史论结合，条理清晰。)材料 蜀汉政权之所以采取刚柔相济的“威德”型治边模式，一方面，是要安抚西南夷部落民众，建枸稳定的大后方秩序；另一方面，则是要倾全国之力北伐讨魏。其中尚有“和戎”与“联吴”的问题，同样是面对四周众多分散力量连环互动的可能，从而采取了与之相关的宏观整体边防方略。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通过多年内政外务良性互动式的努力，不仅蜀地内部“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即后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尽管其主要的方法仍为羁縻，后人以为已开了土司制度的滥觞，可见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不能不称为善理边政的重要历史典范。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蜀汉边疆治理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蜀汉政权“威德”型治边模式的历史影响。
材料 关于曹魏张皇后被废一事，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嘉平六年二月）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司马师）……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宋代学者胡三省，则指出司马师弑后而非仅废后，并强调“曹操杀汉后伏氏，而司马师杀魏后张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清代学者黄恩彤亦认为：“窃谓（曹）操第弑后耳，司马（师）则不止弑后，且弑帝矣。不惟司马（师）之恶浮于操，亦天恶曹瞒，假手司马（师）以倍其报也。”清代学者洪亮吉则援引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子以佐证，一为当时大臣文钦给郭淮的书信，“太傅（司马懿）既亡，然其子（司马）师继承父业，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废）主弑后，残戮忠良，包藏祸心，遂至篡弑。”二为毌丘俭讨伐司马师时向朝廷的上书，“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并指出该志《孙峻传》中亦有“（孙）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正史确载其被杀）”等相似内容。
——摘编自黄树林 曾庆环《胡三省“司马师杀张后”说探微》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学者赞同“司马师杀张后”说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的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恪守的原则。
材料一 对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其目的在于与南朝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他认为洛阳是东汉、魏晋故都，北方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翦伯赞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其原因主要有：代北地区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国都平城日益增长的需要；摆脱代北鲜卑贵族保守思想；加强镇压中原人民起义。王仲荦认为孝文帝之所以要迁都，一是为了更好地镇压中原的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二是解决塞北一带严重粮荒；三是避免柔然人的势力。
——摘编自戴雨林《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问题研究综述》
材料二 在出任参知政事的头一个月，王安石就设置了创立新法的专门机构，即“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制定一些有关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立法。制定出的第一个新法就是“均输法”，通过这一法令的实施，不但要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且要把天下利权收归政府掌握；接着又按照“理财以农事为急”的原则，制定了“农田水利法”，大兴水土之利；制定了“青苗法”，限制豪强高利贷的发展，减轻农民在青黄不接或荒年之际的苦痛；还把“差役法”改为“募役法”，以使农民尽可能多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发展生产。
——摘编自菅明军《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及其振兴之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经济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