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内容 |
将军冯邕之妻元氏 | 母义三恪,道著二王,肃穆闺闱,见重君子。 |
长乐长公主元瑛 | 六行允备,四德无违,孝友出于自然,柔恭表于天性。 |
乐安郡公主元仲英 | 女节茂于公宫,妇道显于邦国。 |
A.门第观念得到强化 | B.因俗而治政策得到推广 |
C.礼仪规范得到传承 | D.儒家伦理道德得到认同 |
材料 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对上述材料中的某一视角或整体予以论述。 (要求:视角鲜明,史论结合,条理清晰。)A.孝文帝改革决心坚定 | B.北魏实现了北方统一 |
C.改革的措施全面有效 | D.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
A.贾思勰非常重视奶制品的生产加工 | B.北魏鲜卑人强迫汉人改变饮食习惯 |
C.中原地区和北方经济联系互动频繁 | D.中原饮食习惯受到民族融合的影响 |
A.沿袭鲜卑习俗 | B.导致平城迁都 |
C.推动民族交融 | D.促进南北统一 |
材料一 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华)夏作为民族名称的出现,正是夏、商、周三代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仅具有同一性,而且高于其四周的部落集团,并不断地与其发生交往的结果,(华)夏正是与四周的夷、蛮、戎、狄的对称。
——摘自邱久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材料二 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文化上亲缘人群之间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作为民族名称”出现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华夏认同观念产生的时间。(2)阅读材料二,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例,说明北魏是如何“更多地依赖”“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并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扼要概述其历史意义。
A.将祭祀制度规范化 | B.强化北魏政权的正统性 |
C.有效控制士人阶层 | D.扫除冯太后的政治余威 |
A.北魏政权更选频繁 | B.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
C.南北文化隔阂增大 | D.北魏改革成效显著 |
A.开通巩固统一的大运河 | B.禁穿胡服,改穿汉服 |
C.广修寺庙,推崇佛教 | D.颁布均田令,实行三长制 |
材料一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民族关系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是文化较低的民族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融合。高者必然要同化、融合低者,这是一条“历史的永恒规律”。但是,我们一接触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实际,就会感到这条“规律”不能完全概括、解释民族交融中的复杂问题,它只能说明中外历史上民族交融的主要方面。可是,习惯于在已有的理论格局中因袭的人,却抱着这条规律不放,这就势必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忽视少数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统治阶层多为汉化浅而胡化深的集团,他们较南朝的统治阶层较少浮华虚诞,遗落世务,轻视妇女;而重视武事,讲究实际,重视寒门人才。陈寅恪说:李唐王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些才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关键。
——摘编自古非《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材料二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概括材料一关于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