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东晋南朝时，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水利工程星罗棋布。农作物的种类增多，江南……此时有各种杂谷，这些作物许多来自北方，在种植上与水稻交错进行，这就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亩产量。三吴地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在冶铸技术上，使用水排鼓风，采用灌钢法，类似近代的“渗碳”技术。造船技术在吴国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运输、作战的船舰很多，往来于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的船只频繁，“大者载重万斛”。制瓷和造纸业也有很大进步。建康、江陵、成都、番禺、会稽、吴郡、都是著名的都市，建康“贡史商旅，方舟万记”。“草市”、“军市”、“夷市”星罗棋布，东晋南朝的商税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江南）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司马迁《史记》
（东晋）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宴如（即安定）也。
——《宋书·沈昙庆传·史臣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开发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归纳江南开发的原因。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中“渐慕诸夏之风”者不在少数，后赵（羯族建立）“续定九品”“典定士族”，前秦（氐族建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前燕（鲜卑族建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前赵（匈奴族建立）的建立者刘曜致力于儒学普及，“立大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敦笃学以教之”；后秦（羌族建立）继承前秦，“学者咸劝，儒风盛焉”。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整合，汉族也肯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族，谁也无法否认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汉族，经过了传统意义上的汉族与北方民族之间融合而新生。
——摘编自胡玉春《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关系的特点》
(1)根据材料，归纳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吸收中原文明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说汉语，生产生活不能自立，故怀恋旧地者为数不少。孝文帝当机立断，要求年轻一代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律使用汉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同时，他还规定免除从平城迁居洛阳者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朝廷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移民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于是，从平城一带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了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农民。
材料二鲜卑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喜欢以物易物，其商品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还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究钱币质量。不能杂以他物。新币铸成后，孝文帝下令新币可在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折价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文）。五铢钱很快通行于北方各地，商品交换在黄河流域活跃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司马牧牛《千年争锋——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魏迁都洛阳后面临的挑战，并归纳北魏孝文帝为巩固迁都成果而施行的举措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济影响。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江南、辽西和河西凉州地区，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其中江南尤其突出。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基础条件很优越。孙吴出于立国、争霸的需要，大力推进军屯、民屯，兴修水利，使江南经济得到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多次大规模地迁移至江南，给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加上东晋、南朝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这里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上)
材料二 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 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承认来归汉人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安置他们，这与“侨置州郡县”的方法相类似，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胡化”主要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的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
—摘编自吴楚克、王浩《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一 由于中原地区长期都是政治中心所在，经常沦为大规模的战场，陷于长期混乱。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会有大量人口迁往江淮之间、四川盆地、长江以南以至珠江流域，也有一些迁往北方其他较安定的边疆地区。这类移民不仅数量大，迁移时间和地点集中，而且包括大批贵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员，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艺人、工匠、商人、武士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艺、行政治理经验和经营管理能力，因而对南方及其他迁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整理
材料二 东晋南朝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移民浪潮对土地开发的引发、扩展与催化作用主要表现在：增加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比过去有效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为发挥三个方面军（北方移民、南方汉族土著人民与少数民族人民）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大大加快了开发速度，拓展了开发的规模。
—摘编自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原地区移民浪潮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移民浪潮”对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
材料 北魏帝王的奉老之举，是对鲜卑早期的“贵少贱老”习俗的变革。孝文帝即位后养老抚恤的对象，除了高龄老者还包括“鳏寡孤独”之人。479年，“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也”。480年，诏会“京师耆老、赐锦彩、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487年，诏曰“孟冬十月，民闲岁隙……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失和、妻柔”。493年，孝文帝出巡车驾至肆州、并州，首次对庶民年长者赐爵。为此还逐渐明确了赐予爵号的等级与年龄。考虑到年老体弱需要家人的照顾，对应出现了减免或减轻本人及子女的力役、刑罚等诏令。先秦两汉均有赐“几杖”以示殊荣之礼。496年，孝文帝诏京畿内年高老者赐予鸠杖。与汉化革新措施伴随的“奉老恤贫”之举，客观上使华夏文化礼仪得以流传至北方。
——摘编自王洁《践行与传承：北魏孝文帝之“奉老恤贫”》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奉老恤贫”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孝文帝“奉老恤贫”的意义。
材料 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须布均田令，基本解决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土地和劳动者之间的分离，保证了每个劳动者都拥有了运用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北魏变旧的以户计征的租调制为新的以丁计征的租调制，具体规定是：一夫一妇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结婚的男子四人，奴婢八人，耕牛20头，也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出产麻布的地区，可以布代帛缴纳。以丁夫计征的租调制具有一定的均赋意义。虽然奴婢和耕牛的租调大大低于一般丁男丁女，但大地主占有大量奴婢和耕牛毕竟必须承担纳税义务，那些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地主家族前占的大批劳动力也必须承担赋税，从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户调制的弊端。
——摘编自张守军《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中赋税制度的变化及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赋税制度改革的意义。
材料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元年“诏群臣定律于太华殿”，此后修律不断。其基本模式大体如下：对某方面事项，先下诏施行，同时将之修入正在制定的律或令。太和七年，孝文帝下律禁止同姓婚姻，理由是：“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我在本朝创立百年之际当政，应当考虑行使仁政。除《律》以外，对令的编纂是北魏立法的另一个重点。除“均田令”等，孝文帝还颁布了与官制改革密切关联的《职员令》《品令》。太和十六年又“班新律令，大赦天下”。太和十九年，在孝文帝亲自主持下，《太和律》汇编而成。宣武帝在孝文帝基础上，编纂成《正始律》。北魏建立之初法制相当落后，基础极其薄弱，而百余年后却实现了加速度、跨越式的发展进步，并最终奠定了隋唐法制的基础。
——据齐盛《北魏法制演进的文化因素》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