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按照年月日期编次,记录帝王言行及朝廷大事的重要史书。北魏起居注制度既是中古起居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孝文帝改革在史官制度上的一个反映。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四年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太和十五年设置起居注令史。它既展现了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的一种决心,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由于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及集书省地位的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摘编自:曹刚华、刘欣宇《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材料二 起居注在明代经历曲折发展历程。明初为初设与调整阶段,洪武中直至宣德年间起居注之职逐渐废止,万历年间得到恢复并延续至天启初。其官职设置变迁取决于皇帝、阁臣意志,职责履行也在二者控制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其职能因为皇权、阁权的压制而处于废止状态。明初设置起居注官,专门负责记注起居,随后其职责部分由他官兼任,万历年间起居注之职由翰林院官员兼任,更类似于差遣而非正式职官。明初的起居注曾短暂负责编辑史事,万历年间不仅要记录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还承担编撰史书的任务,二者逐渐合而为一。起居注记录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君主言动的据实直书减少,主要是诸司章奏的编辑整理。
——摘编自:鞠星《论起居注制度在明代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起居注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起居注制度在明代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江南)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
材料二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鄂、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南朝)
材料三 (东晋)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宴如(即安定)也。
——《宋书·沈昙庆传·史臣曰》
材料四 北人相继南移,同时携来高级栽培技术,南方灌溉、防洪、运河等水利工程不断修筑,富源也不断开发,始终江南的经济力量趋于壮胜。
——摘编自邹纪万:《魏晋南北朝史》
(1)依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括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面貌有何不同?
(2)依据材料二、三、四,概括江南经济面貌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三国志·魏纪》 | 《后汉书·献帝纪》 |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 | 曹操自领冀州牧。 |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 | 曹操自为丞相。 |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 | 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
汉皇后伏氏,坐与父(伏)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 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 |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 | 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
材料二 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为便利纪年,认为在乱世存在多个政权并立时要选择其中某个政权作为正统,如在三国时期以曹魏为正,南北朝选择宋齐梁陈纪年,五代十国则选择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为标准。北宋和辽、夏并立,因宋受后周禅让,所以在这一时期将宋作为正统。他认为这一举措“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三 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司马光)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
——(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1)根据材料一,比较《三国志》和《后汉书》对相关史事叙述的差异。(2)根据材料二、三,分别概括司马光和朱熹关于三国时期“正统”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观点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西晋覆灭后,晋元帝逃往江南,在江左重建了东晋王朝。长江天堑,是一个限制南北的天然屏障,使中原战火不能直接延烧到江南。这时江南虽然还是一个经济落后区域,但永嘉之乱的后果“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每十六七、幽、雾、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摘编自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
材料二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江南经济得以开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原因。与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在征收标准和纳税时间上有何新变化?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魏晋以来,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1)根据材料一,指出“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直接影响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概括魏晋时期的社会现象。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材料一 秦国百姓服兵役一般是一户出一人。“分户”是商鞅第二次变法的重要内容。商鞅对“有二男以上”而不析户的家庭征收双倍的赋税。对分出的家庭依法授予田地。他还规定勤劳致富者免除其徭役,甚至可以“以粟出官爵”,懒惰而陷于贫穷者不但得不到国家的救济,还要全家没为奴婢。以授田与“倍其赋”引导百姓“分户”、以“复其身”“出官爵”激励百姓耕织、以“举以为收孥”吓止百姓懈怠。“分户”后产生的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不再像姫周时代宗族一样具备准政治组织的特征和功能,而是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和较为纯粹的生产单位。
——摘编自谢红星《早期中国至商鞅变法时代家国体制的变迁》
材料二 鲜卑族进入中原之际,婚姻实行的仍是族内婚,影响自身民族素质的提升。孝文帝即位不久,就诏令禁绝同姓相婚,令下后如仍有犯者,处以绞刑。他认为北魏社会,由于婚嫁越轨,使“贫富相高,贵贱无别”的等级不分明状况愈来愈严重,为此,采取措施,以婚姻等级维护业已存在的社会等级,严禁非类互婚。公元496年孝文帝将汉族第一等士族崔、卢、李、郑、王五姓之女收为妃嫔,同时又命5个皇弟娶汉族高门女子,北魏公主或宗室女大约有40多人嫁给汉族高门。
——摘编自杜士铎《北魏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在第二次变法时期实行“分户”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婚姻改革的内容。并结合所学说明上述改革举措对北魏社会的影响。
材料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融合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融合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胡乐、胡舞”等所反映的现象。概括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人口迁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淝水之战、刘裕北伐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约700余万口。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强。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改编自曹文柱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根据材料,概括两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徙的主要特点。结合所学知识,从经济角度分析其影响。材料 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政治文化具有特殊性,其礼仪仍保留有拓跋鲜卑旧俗,但北魏吸纳华夏礼仪、开创新局的态势不容小觑。虽偏安江南,东晋南朝在礼仪制度上居于优势地位,仍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道武帝开国以后,北魏统治者华夏认同观念潜滋暗长。延至孝文帝,自觉塑造华夏正统的意识更为突出。中书监高闾认为判别华夷的标准在于是否“地据中夏”,具有鲜明的政治地理的概念。同样在文化标准上,北魏虽然有限度地承认南朝作为华夏政权的合法性,但以“中夏”自居,视南齐为“南夏”。由此可见,北魏正统观念存在地域与文化两种不同的判别标准,但无论具体标准为何,均凸显出孝文帝积极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王朝的强烈意识。
——摘编自赵永磊《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王朝”的有利因素。
(2)据材料概括北魏政治文化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政权塑造华夏正统产生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