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国的商鞅变法基本上解决了由奴隶制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并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强化了封建国家机器，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经过商鞅变法，使偏僻落后的秦国变得“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乡邑大治”；且使过去那种诸侯卑秦的状况变成“诸侯畏惧”的局面。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继位后，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建太庙、祭祀孔子、养国老；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设立太乐宫，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通过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封建的统治思想及理论，北魏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一中涉及的商鞅变法措施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行“汉化”政策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贵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性、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三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特点。
材料一 秦始皇又增派援军，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秦在统一过程中，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在南北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也修通了道路，特别是修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联结起来。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携南下。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淝水之战、刘裕北伐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约700万口，南渡的90万口约占其1/8。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长久进步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曹文柱等著《乾坤众生》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始皇为统治越族地区所采取的具体举措。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两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徙的主要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经济角度分析人口迁徙的影响。
材料 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政治文化具有特殊性，其礼仪仍保留有拓跋鲜卑旧俗，但北魏吸纳华夏礼仪、开创新局的态势不容小觑。虽偏安江南，东晋南朝在礼仪制度上居于优势地位，仍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道武帝开国以后，北魏统治者华夏认同观念潜滋暗长。延至孝文帝，自觉塑造华夏正统的意识更为突出。中书监高闾认为判别华夷的标准在于是否“地据中夏”，具有鲜明的政治地理的概念。同样在文化标准上，北魏虽然有限度地承认南朝作为华夏政权的合法性，但以“中夏”自居，视南齐为“南夏”。由此可见，北魏正统观念存在地域与文化两种不同的判别标准，但无论具体标准为何，均凸显出孝文帝积极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王朝的强烈意识。
——摘编自赵永磊《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王朝”的有利因素。
(2)据材料概括北魏政治文化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政权塑造华夏正统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秦、西汉时期的江南农业虽然与北方相比还很落后，但有进步。《氾胜之书》等农书对稻作农业经验也作了一些总结。以张仲景、华佗等为代表的一批医家，精研医术，使江南的流行病、传染病等得到了抑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上升。汉族人民与越族等少数民族人民打破区域界限，相互融合，共同劳动，开发江南。地方官员到任后，教化百姓，改进当地生产条件。汉和帝永元中，南郡太守王宠在襄阳附近修沟渠，“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诸田”“灌田七百顷”“白起渠溉三千顷，膏良肥美，更为沃壤也”。经过艰辛的开发历程，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发展，为后来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 从西晋末年起，北方战乱连绵，中原人民“北顾而辞”，越淮渡江，涌向江南。据估算，自永嘉至刘宋之际，南徙的编户齐民约有90万。南迁的世家大族为了“殖产兴利”到处“求田问舍”，大规模开垦土地。他们兴修水利多利用自然河道，以减少人工成本。随着旱地作物和铁犁牛耕的传入，不仅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也都有显著发展。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京口、广陵、吴郡、会稽等地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
——摘编自赵常兴、安鲁《六朝移民与江南经济区的形成》等
（1） 根据材料一，概括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2） 根据材料二，指出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农业发展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时期江南农业发展的影响。
材料 北魏孝文帝上台以后，对法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鲜卑拓跋部依据旧有习惯法原只“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直到太和中期，孝文帝诏群臣议定官制，中央设有廷尉、御史中尉、五局司直、廷尉正监评等官职， 地方由州牧、刺史、太守等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延兴四年（474）孝文帝下令凡“狱有大疑，乃平议焉”，“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不得疑奏。”又诏曰：“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太和三年（479）“令中书令高间集中秘官，制定法律”，对违反礼教的做法，都要以违法行为来处置。在实行均田令的同时， 孝文帝于太和十年（486）、十一年（487） 连续下诏：“凡轻系之囚，宜速决之，无令薄罪久留狱扦。”以此解脱一些无罪或轻罪被囚的犯人， 增加劳动人手，恢复农业生产。北魏律定本，成为了北周与北齐的法律制度源头。
——摘编自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孝文帝推行法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 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须布均田令，基本解决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土地和劳动者之间的分离，保证了每个劳动者都拥有了运用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北魏变旧的以户计征的租调制为新的以丁计征的租调制，具体规定是：一夫一妇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结婚的男子四人，奴婢八人，耕牛20头，也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出产麻布的地区，可以布代帛缴纳。以丁夫计征的租调制具有一定的均赋意义。虽然奴婢和耕牛的租调大大低于一般丁男丁女，但大地主占有大量奴婢和耕牛毕竟必须承担纳税义务，那些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地主家族前占的大批劳动力也必须承担赋税，从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户调制的弊端。
——摘编自张守军《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中赋税制度的变化及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赋税制度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孝文帝在太和年间多次召集群臣，议定律例，重用精通律学的中原儒生。他削繁复之律令，除严酷之立法，或从简从宽，或"恕死从流"，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意义。他强调执法以法律为准绳，惩罚枉法官吏，整顿司法机构，以求立法与执法相一致。
——摘编自简修炜、张耕华《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述论》
材料二 孝文帝熟读儒经，探究兴亡，高倡"营国之本，礼教为先"。以此为法制改革的思想基础，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明礼仪、定制度、移风易俗运动，为"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服务。北魏儒学大行。朝中论政议刑，不拘胡汉文武、官秩高下，人人尊崇引经据典。孝文帝强调治国"礼教为先"，又主张"法为治要"，先礼教是扬起仁政无敌于天下大旗，宣文德以惠天下；重法治是以公平之刑辅教化，刑斧在握，求臻"辟以止辟"。使北魏法制由前期严刑尚罚向后期德刑兼重转变，既表明当权者对专制集权已经巩固之自信，也反映了对封建正统法文化的体认和吸收达到了新的水平。
——摘编自邓奕琦《论北魏孝文帝的法制改革》
（1）根据以上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由于拓跋鲜卑刚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母权余威强盛，而母权强盛的社会现实成为北魏前期统治者在宗庙祭祀中重视女性祖先的重要原因。北魏前期的祭祀还表现出自然崇拜特点。统治者通过大肆祭祀自然神祇增强统治阶层内部凝聚力，获得北魏征服区域民众对北魏政权的心理认同感。伴随着孝文帝祭祀的仪式性表演，华夏圣君日益成为北魏政权的政治祖先，与北魏统治者的血缘祖先结合成为北魏政权的祖先神，成功论证了孝文帝及其所代表的北魏政权的正统性。孝文帝还通过大力祭祀儒家先贤为北魏社会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秩序，成功实现了北魏统治下的各个阶层的有效控制。
——摘编自刘凤雪、赵昆生《北魏祭祀制度研究》
（1）据材料指出孝文帝时期的祭祀对象与北魏前期统治者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孝文帝改变祭祀对象的目的是什么？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祭祀制度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其民族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并存上。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魏孝文帝借助中央集权的强制力，相继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旨在以“中夏正统”自居。
——赵向群、侯文昌《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
材料二 在北魏前期，由于民族本位意识……汉化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北魏孝文帝以其非凡的勇气、魄力，矢志不渝地推进鲜卑族的全面汉化改革，将北魏汉化运动推向高潮。他的一系列汉化举措，使得鲜卑上层与汉族上层融为一体，使鲜卑族的主体部分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孝文帝在文化上汇通南北，大量汲取南朝文化，不仅补充了北朝文化的缺失，更有助于消除南北歧见。
——摘编自胡阿祥《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
材料三 （孝文帝）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
——赵翼《廿二史札记》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措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分析孝文帝汉化措施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三简述两位作者对孝文帝改革的评价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