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的法律形式是律、令、科、比。与后代相比，汉律还存在着律令不分、礼律杂糅的问题，这说明汉律是原始粗糙的。而魏晋法制实现了一个重大进步，魏明帝制成魏律18篇，尽量把刑法的条文纳入其中；晋武帝时又制订了《泰始律》20篇，由此使“律”的内容集中于刑律，行政制度的内容另行置于“令”中，即置于《晋令》40卷中。汉代律、令不分的问题，至此大为改观。晋朝还制定了《晋故事》三十卷，是各个官署的日常行政规程；还制定了“晋礼”，是王朝各种礼制的汇编、帝国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其部类划分大为合理化。唐朝的法律分律、令、格、式四类，“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从汉代“律、令、科、比体制”到隋唐律令格式体制，魏晋、南朝的进步构成了中间环节之一。此外，晋代法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使法律概念大为规范化。

——摘编自阁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明太祖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口号，推翻了元代的统治，建立了明朝。明代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即在于宣称要恢复以唐宋为代表的正统文明，除了在正统王朝谱系的建构、传统礼制的重塑等方面加以着力之外，在法律制度上，明代也强调以唐宋为榜样，力图重建唐宋时期的律令体系。应该说不仅明代的《大明律》是“准唐之旧而增损之”，其令也是沿袭了唐宋一脉的令典和单行令的。《大明令》为令典，在篇目上采取六部分类，在内容上不仅有唐宋令中已有的吏治、礼仪等规定，在刑令部分则规定了诸多刑事处罚的原则，如“十恶”“八议”“刑具”“留存养亲”等。除此之外，明太祖还颁行了不少单行令，用于补充律典和令典规定制度的细节。

——摘编自李贵连《从令到例：论明代律例法律体系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