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对上述材料中的某一视角或整体予以论述。 (要求：视角鲜明，史论结合，条理清晰。)材料一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民族关系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是文化较低的民族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融合。高者必然要同化、融合低者，这是一条“历史的永恒规律”。但是，我们一接触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实际，就会感到这条“规律”不能完全概括、解释民族交融中的复杂问题，它只能说明中外历史上民族交融的主要方面。可是，习惯于在已有的理论格局中因袭的人，却抱着这条规律不放，这就势必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忽视少数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统治阶层多为汉化浅而胡化深的集团，他们较南朝的统治阶层较少浮华虚诞，遗落世务，轻视妇女；而重视武事，讲究实际，重视寒门人才。陈寅恪说：李唐王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些才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关键。
——摘编自古非《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材料二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概括材料一关于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意义。
材料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 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与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 两年之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重建洛阳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孝文帝重建洛阳的举措。
材料：每当草原寒潮来临，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并主动走上“汉化之路”。在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鲜卑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在西迁匈奴的压迫下，东西哥特、汪达尔、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利用罗马帝国表落的机会，潮水般地涌入罗马，并建起一个个“蛮族王国”（如上图）。这些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大部分彻底地“去罗马化”。如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实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不倡导学习拉丁语与古典文化……西欧形成了日耳曼语、拉丁语两大语系。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在他们几百年征伐中，最终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摘编自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3~6世纪亚欧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3~6世纪亚欧游牧民族大迁徙使中国和罗马“走向却不同”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东汉学者何休在注《公羊传》（解释儒家经典《春秋》的书）时，将“内其国而外诸国”称为衰乱世，将“内诸夏而外夷狄”称为升平世。而太平世则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在这里不再把蛮夷看成未开化的禽兽，几乎已经看不到歧视。总的来说，天下观的基本观点就是天下一家，中国居中，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与中国对等交流，而华夷一体，中国教化四夷，最终形成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
——摘编自《浅谈天下观》
材料二
| 内容 | 出处 |
|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 《魏书•序纪》 |
| “辽之先，出自炎帝……奇首（辽先祖名）生都菴山，徙溃河之滨。” | 《辽史•太祖本纪》 |
| “其（孔子）道可尊，使万世景仰。” | 《金史•熙宗本纪》 |
| “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 《辽史》卷七十二 |
| “诏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翰林学士院、大宗正府、殿前都点检……（地方）设路、府、州、县。” | 《金史•百官志》 |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少数民族政权从哪三个方面进行华夏认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少数民族政权华夏认同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黄帝是先秦时期众多的传说英雄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尊为远古第一帝王，并奠定了史“自黄帝始”的传统，而散居于各地的部落种族即使不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受华夏教化之民族。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有时也流露出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更多的则是对“以夏变夷”民族融合形式的赞扬。如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汉）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以边境征伐哉！”
——摘编自王盛恩《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材料二 在北魏前期，由于民族本位意识……汉化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北魏孝文帝以其非凡的勇气、魄力，矢志不渝地推进鲜卑族的全面汉化改革，将北魏汉化运动推向高潮。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使得鲜卑上层与汉族上层融为一体，使鲜卑族的主体部分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孝文帝在文化上汇通南北，大量汲取南朝文化，不仅补充了北朝文化的缺失，更有助于消除南北朝歧见。
——胡阿祥《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的民族观，并简述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政权汉化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 面对自汉以来选官的“门望”与“贤才”之争，孝文帝既重事功，也不排斥能力，以皇权调和了二者的关系......孝文帝常以“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为指导思想，形成对官员考课的定制，在废除原有部落色彩的“领民”、“酋长”等官职的基础上，将鲜卑官名和内朝融入了中原传统的官职中，代之以廷尉、九卿等汉族传统官名，加强了对官僚队伍的管理和控制，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荡涤了鲜卑氏族机构的痕迹，扭转了中央、地方胡汉二重体制，统一和协调了北魏政权封建官僚体制。
——摘编自戴卫红《北魏考课制度与官员的选举》
(1)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官制改革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北魏孝文帝的官制改革。
材料一
| 目录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序幕 奔向新时代的滚滚浪潮 司马炎使中国再度统一 第二章胡汉的抗争 第三章跨越胡汉之壁垒 苻坚的时代 北魏的登场与时代状况 …… 第四章 江南贵族制社会 东晋的贵族制社会 …… 第五章 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第六章 江南的开发与民族间的斗争 第七章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第八章 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北周武帝与华北再统一 |
——[日本]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材料二 评价历史有两个尺度，第一个尺度，是着眼于它与前朝后代的差异，尽量突出它的特殊性，这是“分期论”的尺度；另一个则是“变态—回归”的尺度，即在观察特殊性的同时，去寻找那些抑制“旁逸斜出”,并最终使历史步伐回归于“中轴”的力量和条件，及造成“变态”与导致“回归”的机制与过程。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材料二的观点。材料一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广大荒野、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随着荒地的不断开辟，公田之外的私田不断扩大，数量超过了公田。“私田”……没有一定的规格，可以买卖、交换、抵押，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向国家交税。这使得农民增加了在“私田”上的兴趣，而不肯尽力于公田，导致公田日益衰败。
——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底，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原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
——摘编自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 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交融，有其自身的特点。频繁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汉化仍然是民族融合的主流。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土地制度的变化及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迁都”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出民族交融的形式。
材料 拓跋氏入主中原后，以原始部落法和汉晋法律结合，“刑重网密”，以致执法官吏多以严刑酷法逼取供词。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两次修律，于太和十六年颁行，即为《太和律》。《太和律》一方面废除了鲜卑拓跋氏习惯法中的固有酷刑，另一方面又下诏“罢门房之诛”，废除了族刑连坐之法。《太和律》将不孝、不敬等入律，对李悝《法经》以来的法规律令重新洗牌，将“齐之以法”“示之以礼”结合起来。《太和律》还将原有的七刑简化为“死、流、徒、鞭、杖”五刑，并为后世北齐和隋唐所继承。《太和律》修订后，以“律、令、格”为体例，体系较于唐律相差无几。
——摘编自李书吉《论<太和律>及北朝法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太和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太和律》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