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黄帝是先秦时期众多的传说英雄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尊为远古第一帝王，并奠定了史“自黄帝始”的传统，而散居于各地的部落种族即使不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受华夏教化之民族。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有时也流露出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更多的则是对“以夏变夷”民族融合形式的赞扬。如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汉）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以边境征伐哉！”

——摘编自王盛恩《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材料二   在北魏前期，由于民族本位意识……汉化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北魏孝文帝以其非凡的勇气、魄力，矢志不渝地推进鲜卑族的全面汉化改革，将北魏汉化运动推向高潮。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使得鲜卑上层与汉族上层融为一体，使鲜卑族的主体部分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孝文帝在文化上汇通南北，大量汲取南朝文化，不仅补充了北朝文化的缺失，更有助于消除南北朝歧见。

——胡阿祥《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

材料   面对自汉以来选官的“门望”与“贤才”之争，孝文帝既重事功，也不排斥能力，以皇权调和了二者的关系......孝文帝常以“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为指导思想，形成对官员考课的定制，在废除原有部落色彩的“领民”、“酋长”等官职的基础上，将鲜卑官名和内朝融入了中原传统的官职中，代之以廷尉、九卿等汉族传统官名，加强了对官僚队伍的管理和控制，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荡涤了鲜卑氏族机构的痕迹，扭转了中央、地方胡汉二重体制，统一和协调了北魏政权封建官僚体制。

——摘编自戴卫红《北魏考课制度与官员的选举》

6 .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太和十一年（487年），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可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材料   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再适宜作为都城。493年秋，孝文帝放弃平城，迁往洛阳。洛阳素有“王里”之称，却在晋末大乱时毁于兵火，“号为荒土”。孝文帝“营洛务求壮丽”，“礼盛周宣《斯干》（祝贺周朝贵族宫室落成的歌辞）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里坊形制益发规整化。城中有“户十万九千余”，若按五口之家的标准计算，至少也有五六十万人。而后世王夫之则认为：迁洛“涂饰虚伪……糜天下于无实之文，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部落心离，浮华气长”，是北魏速亡的原因。

——摘编自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等

材料一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货殖列传》

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

材料二   唐朝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以中国的扬州、明州（宁波）、泉州、番禺（广州）为起点。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主要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

——摘编自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