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江南）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
材料二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鄂、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南朝）
材料三 （东晋）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宴如（即安定）也。
——《宋书·沈昙庆传·史臣曰》
材料四 北人相继南移，同时携来高级栽培技术，南方灌溉、防洪、运河等水利工程不断修筑，富源也不断开发，始终江南的经济力量趋于壮胜。
——摘编自邹纪万：《魏晋南北朝史》
(1)依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括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面貌有何不同？
(2)依据材料二、三、四，概括江南经济面貌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学术界普遍认为，小麦原产于西亚，大约4000年前传入中国，经历了环境适应与品种改造，完成了从北方到南方的空间扩展历程。小麦的传播是在两个因素推动下完成的：其一为喜好面食的北方人南迁；其二为稻麦复种制的出现。黄河流域实施两年三熟制重在提升地区经济实力，而南方一年两熟稻麦轮作制则直接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连为一体。将水旱两种作物融入统一地块的同时，不仅空间上实行了南中有北、北中有南的作物分布格局，而且推动了两大流域间的文化认同与空间整合。
——摘编整理自沈为慧、赵剑锋等主编《史料阅读与微课设计：中国古代史》（下）
材料二 像云南这样的边远地区，玉米是在16世纪传入的。以种植玉米为主，开垦陡峻山岭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最南部的开化、广南、普洱三府中，曾以疟疾流行闻名的原始森林，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已被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的移民砍伐殆尽。
——[美]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年》葛剑雄译
(1)根据材料一，概括小麦传播的不同阶段。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小麦从中国北方传到南方最有可能发生的历史时期，并说明理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玉米在云南传播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小麦、玉米等作物传播带来的影响。
| A．中华民族“多元”特点显著 | B．铁犁牛耕技术向江南地区扩散 |
| C．血缘政治退出历史舞台 | D．民族交融是导致民族消失的根源 |
材料一 东汉时期，士大夫以经术起家，凭借特有的文化权力日益“士族化”，依靠“累世经学”以达到“累世公卿”的目的。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便转而扩张家族的土地与财富，使得家族与政治结合，逐步构成了门阀的基础。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具有血缘家族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又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 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其政治色彩日渐突出。以士大夫官僚为核心，形成家族式政治集团，随之发展成门阀士族。在两晋的门阀专政下，士庶之分如天地之隔， 连士族中的卑门和高门在权力上也有着天差地别，朝廷的要职多由高门门阀出身的人担任，并由以王、桓、谢等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垄断政权，封锢山泽，依官品占田。
—摘编自徐国富《浅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材料二 唐晚期及以后的家族组织逐渐褪却政治色彩．恢复了本来面貌。除供子弟读书科考外，不再追求整个家族的政治利益，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通过严密的家族组织系统和家族法规，履行着对外保护、赈济互助、开办书院等职能；通过宗谱义庄等凝聚宗族，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族学强化家族能力，促进家族长久繁荣。宋以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其成员必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 为笼络族人不离散，聚族而居，并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增强血缘向心力。在聚居下的兄弟分家现象尤为普遍，别立户籍，平均每户 5 口左右，由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小家庭。
—摘编自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点，并结合所学， 从政治角度简要说明南北朝到宋朝是如何打破这个局面的。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宋时期作者认为家族组织的变化最主要的趋势，并说明其对当时社会层面的影响。
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在1661-1812年这150年间，福建人口增加了9倍，耕地仅增加32%，人均耕地数从7.11亩降至0.9亩。道光年间“几乎年年有灾，灾区遍及全国”，维持生活“颇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中国人移殖澳洲，“殆始于1840年到1859年之间”。随着中外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洋布“把土布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无业贫民乘北风附洋舶往国外图生计”。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起义造反者的镇压，大量农民出洋避祸。如“广东新会平南王黄德滋，率部渡南中国海，最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成为淘金工人”。
——张秋生《略论早期华工移居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条件》
材料三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按照国籍划分，国际流离失所者居世界前十位的难民来源国及数量分别是：叙利亚660万人，委内瑞拉440万人，阿富汗300万人，南苏丹220万人，缅甸110万人，索马里90万人，刚果（金）80万人，苏丹70万人，伊拉克60万人，中非共和国60万人。
——陈冰《全球难民治理的出路在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方人民大规模南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对南方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华工赴澳的国内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当代世界难民的主要来源区域。结合所学，分析二战以来联合国为保护难民基本人权做出的努力。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贵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性、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三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特点。
材料一 南朝时期的土地开发利用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平原地区的荒田得到进一步的垦辟，而且偏狭的山间土地以及大量的池泽湖荡也被相继耕垦。士家大族大力营建田园，把一直沉睡的荒山野岭改交成农业生产基地。……宋孝武帝大明初年颁布“占山格”，规定官吏依品占有山林川泽，第一品允许占3顷，直至“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经过长期的开发，洞庭、鄱阳、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粮食产区。
——摘编自赵毅《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六朝时期城市大量兴起，其中很多由草市发展而来.这些新兴的城市也给南方的城市经济带来了某些新特征，如在南朝的市场中有了住家的出现和存在，“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黄昏时市场中依旧熙熙攘攘。
——摘自朱和平《试论六朝南方城市大量涌现的原因、表现及城市经济的特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朝时期江南开发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朝时期南方城市经济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基本上以万里长城和天山山脉为界，北方是游牧民族，南方为农耕民族。除商贸往来，战争、劫掠也是各民族互动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进入匈奴地区的汉人，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变了匈奴单一的游牧经济，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等多种经营，并出现了城市。中原的文字和计算方法也被匈奴人接受。进入中原的匈奴人也在血统、文化上给汉民族以影响。音乐舞蹈、饮食文化、平等观念的传入，又给汉文化带来新的生命力。这些流动的人群，既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异族文化的接受者。
——摘编自刘爱兰《民族大迁徙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推进“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孝文帝充分展示了他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学习热情。……与努力学习南朝的先进文化同步，孝文帝也着手推出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对孝文帝及其主持的“汉化”改革，我们如果将它放到更久远、更广阔的时空里去考量，可能更容易看清楚它的意义所在。
——胡阿祥、刘志刚《北魏孝文帝：师法先进，厉行改革》
材料三 历史上许多民族创造过原始文字，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达到完备地记录语言的成熟程度，成为严格意义的“自源”文字，汉字即是其中之一。而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字都属受到汉字影响的“借源”文字。由于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先后经历了对汉字的学习、借用、仿造和创造阶段，因而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王颖喆、孙妍《汉字文化圈与中华法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以汉朝为例分析汉人是如何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出的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措施并分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华文化影响周边国家的史实。
材料 西晋末年战争、瘟疫、蝗灾、饥馐接踵而至，西晋王朝疲于奔命。及惠帝之后，政权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渡江之后，东晋王朝喘息渐定，尤其是淝水之战奠定了南北朝隔江对峙的格局。这些移民的到来为荆州成为上流雄镇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也进一步提升了荆州“据上流，握强兵”的重要性。同时，荆州北方有山水纵横的汉水流域作为与进据中原之异族分庭抗礼的缓冲地带，远离战争表扰，移民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经过长期的农业开发，江南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瘴疠之地，实已发展为瓜果飘香，良田美池的富有之地，粮食产量大为增加。大批移民流落江南，发展农业，提高江南经济文化水平，为以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常在北方，而文化与经济的‘中原’则俨然以南方为重心”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永嘉南渡”的历史背景。指出南渡后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分析“永嘉南渡”对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的影响。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