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又增派援军，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秦在统一过程中，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在南北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也修通了道路，特别是修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
——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汉至唐南北方户数变化表（单位：万户）
| 地域 | 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 | 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
| 北方 | 965 | 493 |
| 南方 | 111 | 257 |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注：公元742年为唐玄宗即位时期。)
材料三 自永嘉风暴到隋的统一，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互相冲突、采借文化的时期。调适的结果形成了文化的整合或涵化，最终的表现则为隋唐帝国光辉的汉胡混合文化的光临。
——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始皇为统治越族地区采取的具体举措。(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汉至唐南北方户数变化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人口迁徙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材料一 东汉基本的民族格局，以华夏共同体——汉族的前身“汉人”为主要角色，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第一，在统一的国家体系下，车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进一步加深，一些地区得到开发，例如在云南和东越旧地设置郡县，使这些地方得到开发和华夏化；还有多支来源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因迁徙到华夏之地，逐渐融入华夏内部，例如羌、南匈奴、南郡蛮等等。这些历史现象的发生，使汉民族得以壮大，分布范围扩大。第二，由于华夏与“蛮夷”之间文化共性、同质性的增强，使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与华夏认同感加强，多民族共存的局面因此得以维持和发展。
——摘编自史党社《东汉时期的民族交融及历史启示》
材料二 随着北方民族文明交融，迁徙至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强加给自己的“夷狄”观念，开始主张自身即为“中华”；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将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原王朝或正统王朝的主张。随着南北民族交融进程的加快，南朝人也认为，“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一心者也”“夷狄吾民，斯事一也”。南朝后期，常有北人南来或者南人北去，彼此往往互相诋毁。但此时吴虏之区分似已由民族与地域概念发展而成南北政治阵营概念。
——摘编自冯剑《都城规制的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时期民族交融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新发展，并分析这一发展形成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北方地区，从东汉末期开始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高潮。西晋政权瓦解后，内迁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虽然这些政权根据其汉化程度或多或少地重用一批汉族士人，但汉族整体上处于被统治地位。而内迁少数民族即便是汉化程度很高的氐族、羌族，整体上也仍落后于汉族。少数民族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但即便有北魏孝文帝式的开明君主，它们的汉化过程也会出现重重阻力，甚至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还会出现逆转。在民族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也被大量注入汉族，所以与北方民族交融后的新汉族显得胡气十足。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也出现了民族交融的高潮。南方政权一直是汉族王朝，在民族交融过程中汉族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汉族政权通过开疆拓土，将深险之地的少数民族纳入州郡体系，将其编户化，从而使其融入汉族，所以南方的民族交融往往比较顺利。并且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其社会风俗习惯等对汉族影响有限。加之北方大批汉人南下，南方民族交融后形成的新汉族较多地保存了汉晋时期北方汉族的文化传统。由于少数民族在交融中的被动性，汉族政权多采取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向更为深险之处迁徙，致使南方民族交融反而不如北方彻底。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方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融合之差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交融的不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东汉学者何休在注《公羊传》（解释儒家经典《春秋》的书）时，将“内其国而外诸国”称为衰乱世，将“内诸夏而外夷狄”称为升平世。而太平世则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在这里不再把蛮夷看成未开化的禽兽，几乎已经看不到歧视。总的来说，天下观的基本观点就是天下一家，中国居中，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与中国对等交流，而华夷一体，中国教化四夷，最终形成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
——摘编自《浅谈天下观》
材料二
| 内容 | 出处 |
|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 《魏书•序纪》 |
| “辽之先，出自炎帝……奇首（辽先祖名）生都菴山，徙溃河之滨。” | 《辽史•太祖本纪》 |
| “其（孔子）道可尊，使万世景仰。” | 《金史•熙宗本纪》 |
| “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 《辽史》卷七十二 |
| “诏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翰林学士院、大宗正府、殿前都点检……（地方）设路、府、州、县。” | 《金史•百官志》 |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少数民族政权从哪三个方面进行华夏认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少数民族政权华夏认同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民族关系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是文化较低的民族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融合。高者必然要同化、融合低者，这是一条“历史的永恒规律”。但是，我们一接触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实际，就会感到这条“规律”不能完全概括、解释民族交融中的复杂问题，它只能说明中外历史上民族交融的主要方面。可是，习惯于在已有的理论格局中因袭的人，却抱着这条规律不放，这就势必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忽视少数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统治阶层多为汉化浅而胡化深的集团，他们较南朝的统治阶层较少浮华虚诞，遗落世务，轻视妇女；而重视武事，讲究实际，重视寒门人才。陈寅恪说：李唐王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些才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关键。
——摘编自古非《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材料二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概括材料一关于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意义。
材料一 战国秦汉的社会转型，造成了各阶层地位的巨大变动；刘邦依赖一群“亡命无赖”逐鹿定鼎，带来了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周代那些延续已久的显贵家族衰败了，世族一时出现了断层。汉初的统治者来自“军功受益集团”，这是一股新兴的势力。汉初时约有60万将士因军功赐爵而获得田宅，军爵的受益面可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丞相、列卿、守相等职位上，打天下的英雄们及其子弟在汉高帝时曾占到了97%之多，在惠帝、吕后时为81%，在文帝时仍达50%。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个阶层逐渐下降、消失。相形之下，文吏和儒生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文化舞台，这两个群体都是流动而开放的。
材料二 西汉社会很富于平民性，官僚政治也是“选贤任能”的，可是总会有某些家庭得以父子、甚至父祖相继居官。越是早期社会，宗法观念越浓厚，家族单位越重要。这些新的世家依靠官位逐渐建立了社会影响，他们的继续发展，还在魏晋以降造成了一个不算短的士族门阀政治时代。到了东汉，乡里豪右往往拥有成百上千的依附农、徒附，武断乡曲、隐匿人口，并经常“世仕州郡”而垄断了地方政治；而“官场”是滋生“世家”的又一场所，由世代居官逐渐形成了一些官僚世家，诸如“五世二千石”“七世二千石卿校”之类。随着社会的文化发展，世代传承学术的“学门”型世家也在不断地滋生。“名士固然不一定从大姓、冠族中产生，但出于大姓、冠族的恐怕要占颇大的比例”；“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豪右的优越经济条件，得以使其子孙接受教育，成为“学门”，以明经资格出仕于州郡朝廷成为官族。豪右、学门和官族三者以“族”为单位相互转化，逐渐形成了闭锁的循环，门阀士族由此而萌生发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秦汉社会转型的表现，并简要分析这一转型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门阀士族形成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从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到南北朝的几百年间，历代统治者在西南民族地区不断扩大郡县统治范围。建兴三年（225年），蜀汉平定南中叛乱后，设立了屯田制，而且除军屯外，民屯也具备了较大的规模。由于蜀汉的重视和积极经营，南中地区的畜牧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诸葛亮南征以后，南中诸族“出其金银”，“以给军国之用”。此外，西南各民族还利用当地特有的植物资源生产出不同的纺织品。西晋末年，“永嘉元年春，尚施置关戍，至汉安焚道。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焉、群荆，尚表置郡县，就民所在，又施置诸村参军”。
——摘编自陈彦波《魏晋南北朝西南人文环境变迁与民族社会经济》
材料二 河西第一次移民发生时，西晋王朝先后经历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整个中原大地陷入纷纷战火中。尽管这一时期战火纷争不断，但河西地区相对安定。因此，来此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口也逐渐增多。河西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与西域地区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本身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僧人来往也更加方便，这直接推动了河西佛教的发展。北魏时期，在政府的强制之下，河西世家大族中有大量儒学精英迁往北魏都城平城，士人的东迁为日后河陇学术逐渐衰落埋下隐患。因此，这一时期河西地区佛教文明不断发展。
——摘编自齐晓芳《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移民对河西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开发西南地区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河西地区佛教不断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对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其目的在于与南朝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他认为洛阳是东汉、魏晋故都，北方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翦伯赞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其原因主要有：代北地区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国都平城日益增长的需要；摆脱代北鲜卑贵族保守思想；加强镇压中原人民起义。王仲荦认为孝文帝之所以要迁都，一是为了更好地镇压中原的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二是解决塞北一带严重粮荒；三是避免柔然人的势力。
——摘编自戴雨林《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问题研究综述》
材料二 在出任参知政事的头一个月，王安石就设置了创立新法的专门机构，即“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制定一些有关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立法。制定出的第一个新法就是“均输法”，通过这一法令的实施，不但要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且要把天下利权收归政府掌握；接着又按照“理财以农事为急”的原则，制定了“农田水利法”，大兴水土之利；制定了“青苗法”，限制豪强高利贷的发展，减轻农民在青黄不接或荒年之际的苦痛；还把“差役法”改为“募役法”，以使农民尽可能多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发展生产。
——摘编自菅明军《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及其振兴之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经济改革的影响。
材料 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孝文帝就下诏禁止同姓结婚：“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室殆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魏自建国以来，同姓相婚的旧俗，未及革除，现在“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孝文帝不仅禁止拓跋鲜卑同姓相婚的陋俗，并且积极推行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取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当时规定：“王国舍人，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因此孝文帝特为族弟娶亲。六王之妻，除河南王幹妻为代北贵族穆氏女外，余皆为汉族高门。这样，通过婚姻关系，使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结合起来。这不仅在于消除双方矛盾，而且使双方在血统上融合起来，共同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婚俗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北魏孝文帝婚俗改革进行评价。
材料一 黄帝是先秦时期众多的传说英雄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尊为远古第一帝王，并奠定了史“自黄帝始”的传统，而散居于各地的部落种族即使不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受华夏教化之民族。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有时也流露出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更多的则是对“以夏变夷”民族融合形式的赞扬。如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汉）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以边境征伐哉！”
——摘编自王盛恩《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材料二 在北魏前期，由于民族本位意识……汉化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北魏孝文帝以其非凡的勇气、魄力，矢志不渝地推进鲜卑族的全面汉化改革，将北魏汉化运动推向高潮。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使得鲜卑上层与汉族上层融为一体，使鲜卑族的主体部分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孝文帝在文化上汇通南北，大量汲取南朝文化，不仅补充了北朝文化的缺失，更有助于消除南北朝歧见。
——胡阿祥《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的民族观，并简述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政权汉化的特点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