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方地区，从东汉末期开始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高潮。西晋政权瓦解后，内迁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虽然这些政权根据其汉化程度或多或少地重用一批汉族士人，但汉族整体上处于被统治地位。而内迁少数民族即便是汉化程度很高的氐族、羌族，整体上也仍落后于汉族。少数民族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但即便有北魏孝文帝式的开明君主，它们的汉化过程也会出现重重阻力，甚至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还会出现逆转。在民族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也被大量注入汉族，所以与北方民族交融后的新汉族显得胡气十足。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也出现了民族交融的高潮。南方政权一直是汉族王朝，在民族交融过程中汉族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汉族政权通过开疆拓土，将深险之地的少数民族纳入州郡体系，将其编户化，从而使其融入汉族，所以南方的民族交融往往比较顺利。并且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其社会风俗习惯等对汉族影响有限。加之北方大批汉人南下，南方民族交融后形成的新汉族较多地保存了汉晋时期北方汉族的文化传统。由于少数民族在交融中的被动性，汉族政权多采取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向更为深险之处迁徙，致使南方民族交融反而不如北方彻底。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方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融合之差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交融的不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每当草原寒潮来临，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并主动走上“汉化之路”。在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鲜卑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在西迁匈奴的压迫下，东西哥特、汪达尔、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利用罗马帝国表落的机会，潮水般地涌入罗马，并建起一个个“蛮族王国”（如上图）。这些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大部分彻底地“去罗马化”。如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实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不倡导学习拉丁语与古典文化……西欧形成了日耳曼语、拉丁语两大语系。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在他们几百年征伐中，最终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摘编自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3~6世纪亚欧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3~6世纪亚欧游牧民族大迁徙使中国和罗马“走向却不同”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流向南方的汉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当时大部分北方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在江南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大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经济,竭力吸收北来流民和当地土著为佃客和部曲,这使得北方士家大族在江南保持着相对集中的聚居状态。其他南迁汉人则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今江苏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
——摘编自李克建《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材料二 对大批涌入境内的流民，东晋南朝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广泛的设置侨州郡县,即按其原籍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对其进行登记、管理,并规定只要注籍侨州郡的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优待政策。这个政策不仅较好的安置了北来侨民,而且对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南徙江南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琳《东晋南朝的流民及其安置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原因。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材料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中，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当时蜀汉的军事防线的北线以汉中为中心，南线时称“南中”（今云南、贵州大部和广西北部一带）。在刘备占领汉中前，曹操已把大部分编户齐民迁走，谋臣曾劝谏刘备说：“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蜀汉既然不得其民，于是在汉中开展军屯，使汉中“迅速发展成能够驻扎十万士兵的计划性军事都市”。与此同时，南中也是屯田要地。据《水经注》中的描述，南中既有水利，又派都督节制，似存在军屯。而根据对南中“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而安氏由是兴焉”的记载，当时的铁器被官府垄断，南中的安氏靠贡献耕牛等物资发家，这又被部分学者视为民屯存在的佐证。然而在三国之中，蜀汉屯田推行最晚，规模最小，败亡最快。
——摘编自谢国升《蜀汉屯田考》
(1)根据材料，指出蜀汉政权在陕西（渭滨、汉中等地）和南中地区屯田制的不同点，并分别说明两地屯田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蜀汉屯田“推行最晚，规模最小”的原因。
材料 拓跋氏入主中原后，以原始部落法和汉晋法律结合，“刑重网密”，以致执法官吏多以严刑酷法逼取供词。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两次修律，于太和十六年颁行，即为《太和律》。《太和律》一方面废除了鲜卑拓跋氏习惯法中的固有酷刑，另一方面又下诏“罢门房之诛”，废除了族刑连坐之法。《太和律》将不孝、不敬等入律，对李悝《法经》以来的法规律令重新洗牌，将“齐之以法”“示之以礼”结合起来。《太和律》还将原有的七刑简化为“死、流、徒、鞭、杖”五刑，并为后世北齐和隋唐所继承。《太和律》修订后，以“律、令、格”为体例，体系较于唐律相差无几。
——摘编自李书吉《论<太和律>及北朝法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太和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太和律》的影响。
材料 透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融合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不同文明如何协调自身，如何呼应对方，如何选择文明的发展方向）。……虽然在人口和物产上，农耕的“禾的世界”一直拥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草原的优势在于以骑兵为主的强大军事力量，这足以使草原与华夏成为对等的两大区域文明，忽视任何一方区域文明的影响力和历史贡献，都无法清晰解释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摘编自波音《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
注：作者波音所说的“草的世界”（草原文明）是较为广义的概念，包含了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禾的世界”（华夏文明）同样不止包含了狭义的平原农耕区，而是指长城之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
根据材料，自拟一个与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相关的题目，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论述。（要求：论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表述清晰）材料一 东汉基本的民族格局，以华夏共同体——汉族的前身“汉人”为主要角色，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第一，在统一的国家体系下，车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进一步加深，一些地区得到开发，例如在云南和东越旧地设置郡县，使这些地方得到开发和华夏化；还有多支来源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因迁徙到华夏之地，逐渐融入华夏内部，例如羌、南匈奴、南郡蛮等等。这些历史现象的发生，使汉民族得以壮大，分布范围扩大。第二，由于华夏与“蛮夷”之间文化共性、同质性的增强，使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与华夏认同感加强，多民族共存的局面因此得以维持和发展。
——摘编自史党社《东汉时期的民族交融及历史启示》
材料二 随着北方民族文明交融，迁徙至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强加给自己的“夷狄”观念，开始主张自身即为“中华”；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将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原王朝或正统王朝的主张。随着南北民族交融进程的加快，南朝人也认为，“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一心者也”“夷狄吾民，斯事一也”。南朝后期，常有北人南来或者南人北去，彼此往往互相诋毁。但此时吴虏之区分似已由民族与地域概念发展而成南北政治阵营概念。
——摘编自冯剑《都城规制的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时期民族交融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新发展，并分析这一发展形成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运动，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波浪式离心运动，即汉民族人口由黄河中下游人口稠密地区逐渐向四周扩散，而且在多数地区还呈现波浪式推进的特点；二是北进南退运动，即北方民族不断向汉民族居住的黄河流域推进，并迫使汉民族人口大规模南迁。在中央政权强盛，人民较长时间享受政治安定的条件下，大致以前者为主；在连年战乱或几个政权对峙、鼎立的情形下，则以后者为主。这两种人口迁移运动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稠密地区南移，并最终形成了中国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等
从材料中选取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表述成文）材料一 公元3世纪末，关中发生饥荒，汉、氏各族大批民众被迫流亡到汉中地区，其中十余万人获准进入巴蜀。西晋益州刺史谋求割据自立，为收编移民而残害流民首领，各族流民在氐族人李特的率领下攻克成都，粉碎了其割据阴谋。不久，西晋政府又下令遣返流民。史载：“时罗尚（西晋新任益州刺史）贪残，为百姓患，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去世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再次攻下成都，李雄在部下及部分蜀中大户的拥戴下称皇帝。“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
材料二 自秦朝以后，大一统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基调。比较来看，欧洲的面积与我国相当，但自古罗马帝国以后就逐步分裂为众多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字基本统一、观念基本相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欧洲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原人构建、各民族参与发展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在中原地区形成的科技文化和制度文化，成为周边各民族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摘编自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复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公元3世纪末大量人口迁入巴蜀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公元3～6世纪中欧人口迁徙的后果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