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运动，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波浪式离心运动，即汉民族人口由黄河中下游人口稠密地区逐渐向四周扩散，而且在多数地区还呈现波浪式推进的特点；二是北进南退运动，即北方民族不断向汉民族居住的黄河流域推进，并迫使汉民族人口大规模南迁。在中央政权强盛，人民较长时间享受政治安定的条件下，大致以前者为主；在连年战乱或几个政权对峙、鼎立的情形下，则以后者为主。这两种人口迁移运动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稠密地区南移，并最终形成了中国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晴卷》等

材料   北魏兰陵长公主之死案。神龟年间（519年左右），北魏兰陵长公主怀孕，期间因遭遇驸马刘辉（南方叛逃而来的皇室成员刘昶之孙）的不忠与家暴，导致腹中胎儿流产，并最终因伤逝世。案发之后，刘辉畏罪潜逃，与其有染的两位民女张容妃、陈慧猛及其兄长张智寿、陈庆和被捕入狱。该案审理过程如下：先是负责审理此案的门下省（北魏皇帝秘书机构）主张：刘辉殴打公主、堕杀胎儿，属谋反大逆，应判处死刑；张容妃、陈慧猛耽惑刘辉，也应判处死刑；张智寿、陈庆和知情却不防范，应判处流刑。对此，摄政灵太后基本核准，只将两位民女死罪改为髡鞭付宫（即剃发、鞭笞之后，贬入宫中为奴）。随后，尚书省（北魏正牌司法机构）三公郎中崔纂以儒家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对五位案犯的判决提出了三点抗辩：其一，公主已嫁刘辉，其首要家族认同即为刘家，而非皇室，公主流产之胎儿，首先是刘辉之子，其次才是皇室成员，故刘辉所犯是堕杀亲子罪而非谋反大逆罪，应判处徒刑而非死刑；其二，两位民女的罪行按照当时惯例至多处以徒刑，髡鞭付宫量刑过重；其三，两位民女均已婚，据当时已有的法律共识“已醮之妇，从夫家之刑”，其罪行不应连坐兄长，且法律允许“期亲相隐”，兄弟知情不报，可以谅解。此外，尚书省右仆射游肇亦奏言：门下省负责出纳，核罪结案，本非其事言下之意！门下省无权审理此案。最终，本案由灵太后一锤定音-尚书省所有抗辩驳回，崔纂乡职，游肇停薪。

——据魏收《魏书》卷111《刑罚志·七》

4 . 材料 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氏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317～420年）。在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混战割据中纷纷建立政权，历史上叫做十六国时期。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世说新语·言语》有云：“（晋）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毫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按东晋元帝为南来北人的领袖，吴郡顾荣为江东士族的代表。元帝所谓“国土”，即孙吴的国土；所谓“人”即顾荣所代表的江东士族。从这二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窥知当日南来的北人的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的态度。顾荣的答语，实际上是一种默契，即允许北人寄居江左，并与之合作。双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敏，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摘编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东晋南朝显得死气沉沉，萎靡不振。为什么呢？一言蔽之，门阀政治把一切腐朽引到了极致。所谓门阀政治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向地方普及的新兴士大夫集团，累世为官而形成望族，是一种讲究门第阀阅的贵族政治。东晋时期只有皇室司马氏与王氏共治天下，平衡秩序才得以维持，于是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

——摘编自樊树志著，《国史十六讲》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迅速繁荣。北来大族大部分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而且都是好学玄学有文化的名士，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对于北人到来，江南名士虽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但文化修养与北方大族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经过碰撞交流后，他们转而钦佩，甚至仿效。南北士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催生了六朝时代突出的文化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江南重建政权，完全依赖的是北方的大族和江南高门士族。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大族便架空皇权。当南朝皇帝的权力开始回归时，士族政治权力已经走下坡路，所以士族对家族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畏缩不前或者变节投敌，为国殉国者很少。

——摘编自贺云翱《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杨敏（试论东晋末的永嘉“衣冠南渡”》等

材料一   《隋书·食货志》中记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据《宋书》记载：“及至（东晋）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于是（宋公刘裕）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据《隋书》《宋书》等整理

材料二   “侨置郡县”的建立给南方的郡县制度、行政区划和户籍带来极大的混乱，因此东晋南朝政府以整顿户籍、搜括人口为主要目的的所谓“土断”先后实施了十次。侨户“土断”后皆入白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并且从“土断”注籍到正式课租，给予新附侨户一定的优复期限。其中桓温和刘裕在实施“土断”后，国家都出现“财阜国丰”的局面，刘裕“土断”的成功和王、谢为首大族的衰颓密切相关。……东晋南朝虽屡经“土断”，仍然是“弥山满海，皆是私役”。

——摘编自曹文柱《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