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江南、辽西和河西凉州地区，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其中江南尤其突出。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基础条件很优越。孙吴出于立国、争霸的需要，大力推进军屯、民屯，兴修水利，使江南经济得到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多次大规模地迁移至江南，给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加上东晋、南朝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这里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上)

材料二   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 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承认来归汉人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安置他们，这与“侨置州郡县”的方法相类似，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胡化”主要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的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

—摘编自吴楚克、王浩《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

材料一   公元3世纪末，关中发生饥荒，汉、氏各族大批民众被迫流亡到汉中地区，其中十余万人获准进入巴蜀。西晋益州刺史谋求割据自立，为收编移民而残害流民首领，各族流民在氐族人李特的率领下攻克成都，粉碎了其割据阴谋。不久，西晋政府又下令遣返流民。史载：“时罗尚（西晋新任益州刺史）贪残，为百姓患，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去世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再次攻下成都，李雄在部下及部分蜀中大户的拥戴下称皇帝。“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

材料二   自秦朝以后，大一统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基调。比较来看，欧洲的面积与我国相当，但自古罗马帝国以后就逐步分裂为众多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字基本统一、观念基本相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欧洲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原人构建、各民族参与发展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在中原地区形成的科技文化和制度文化，成为周边各民族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摘编自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复兴》

材料蜀汉建立初期，益州存在“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病，南中（西南夷）则出现统治并不稳固的局面。诸葛亮在受刘备托孤之后，派邓芝出使东吴，重修盟好，孙权乃下决心“绝魏，与蜀连合”。在诸葛亮治理之下，蜀人张裔称赞当时：“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诸葛亮还充分利用益州原有的条件，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使当时的绵竹、广汉一带的水田能亩产30斛以上。同时，成都“家有盐泉之井”，国有司金中郎将“典造农战之器”，蜀锦更是驰名全国，远销吴、魏。诸葛亮面对南中的叛乱，亲自率军南征，同时采用了马谡“心战为上”的建议。战后，他继续任用当地的夷帅的同时，迁移部分益州民众进入南中。诸葛亮治理之下，蜀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畏而爱之”。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   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大军进兵滇池(今云南晋宁东)，并分兵平定了四周的部族。自此，整个蜀汉南方的叛乱被成功平定。平叛之后，诸葛亮从长远利益考虑，采取“不留兵，不运粮”的政策，不仅任用当地土著为长官，还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引导他们自治；同时，诸葛亮命令李恢在当地兴修水利设施，并修复了一条已经断了一百多年，南中地区通往成都的道路，使得交通往来大为方便；诸葛亮还从内地引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引进牛耕，以改变当地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方法，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从而吸引了许多原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此外，诸葛亮还顺便在当地统一了货币。开发南中，也给蜀汉政府增加了大量收入，“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诸葛亮的一系列政策，大大改善了原来南中地区落后的文化和生活，解除了蜀汉的后顾之忧，并从中得到物力和人力的支持，使他可以专心对付曹魏，开始了北伐曹魏的战争。

——摘编自马曜《诸葛亮安定南中和团结少数民族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