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以来民族交融的新变化，并简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按照年月日期编次，记录帝王言行及朝廷大事的重要史书。北魏起居注制度既是中古起居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孝文帝改革在史官制度上的一个反映。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四年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太和十五年设置起居注令史。它既展现了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的一种决心，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由于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及集书省地位的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摘编自：曹刚华、刘欣宇《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材料二 起居注在明代经历曲折发展历程。明初为初设与调整阶段，洪武中直至宣德年间起居注之职逐渐废止，万历年间得到恢复并延续至天启初。其官职设置变迁取决于皇帝、阁臣意志，职责履行也在二者控制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其职能因为皇权、阁权的压制而处于废止状态。明初设置起居注官，专门负责记注起居，随后其职责部分由他官兼任，万历年间起居注之职由翰林院官员兼任，更类似于差遣而非正式职官。明初的起居注曾短暂负责编辑史事，万历年间不仅要记录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还承担编撰史书的任务，二者逐渐合而为一。起居注记录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君主言动的据实直书减少，主要是诸司章奏的编辑整理。
——摘编自：鞠星《论起居注制度在明代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起居注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起居注制度在明代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华）夏作为民族名称的出现，正是夏、商、周三代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仅具有同一性，而且高于其四周的部落集团，并不断地与其发生交往的结果，（华）夏正是与四周的夷、蛮、戎、狄的对称。
——摘自邱久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材料二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文化上亲缘人群之间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叙述“夏”能够成为民族名称的主要原因。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叙述北魏政府“汉化”改革的主要措施，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简要概述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材料二鲜卑族进入中原以前，其社会形态一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可以说是“魏初风俗至陋”。进入中原以后，由于鲜卑贵族内部奴隶主保守势力的存在，这种封建化转化是十分缓慢的。原先迁徙式的游牧经济进入中原后逐渐弱化，封建农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他不可能同落后的经济制度平等相处，这两种经济所代表的阶级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占少数的鲜卑族人来统治占大多数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尤其是以一个落后的民族来统治比他先进的民族，其间反差，势必导致民族间的隔阂。因而完成鲜卑族的封建化与处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孝文帝时期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摘编自龚荫《试论北魏封建化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内容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与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在位）与肥义谋胡服骑射。国人皆不欲，公子成（赵武灵王的叔父）曰：臣闻中国者，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穿）远方之服，臣愿王熟图之也！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二 北方的少数民族一直处于游牧的生活状态，在服饰方面，缺乏文化的积累，被称为“胡服”的衣服款式与汉服迥然不同。一般来说，胡服重视的是其使用功能，比较缺乏中原汉民族强烈的社会政治等级意义和社会礼仪功能。在汉族的衣冠制度中，形质、质料、图案花纹、色彩及各种装饰品上都有着严格的阶级地位区分，其政治制度是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这种政治制度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建立统治秩序所迫切需要的。在南北朝时期，对峙的南北双方都称自己为中国，而将对方视为夷狄，改造着装的旧俗，进行服饰改制，对于统治者而言也有着一种争正统的意味。太和年间，北魏孝文帝在服饰改革上实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制定出了冠服制度。孝文帝不仅制定了汉魏冠服制度，而且自己亲身穿戴并赐新装给大臣官员们。与此同时，他还监督平民百姓的服饰汉化的实践进程，如有不遵循汉化服制的百姓，孝文帝便会斥责地方官员。
——摘编自李晶《北魏“孝文改制”中的服饰“改制”》
(1)根据材料一，归纳赵武灵王关于服饰的基本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胡服骑射改革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孝文帝服饰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材料一 《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既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西晋】江统《徙戎论》
材料二 魏晋以来，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己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修养。内迁较早的匈奴贵族如刘渊、刘宜等莫不综览经史、著诗文、工书草。北魏孝文帝亲政后重用儒士进行政治改革，实施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政策，促使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同汉族大致趋同。这一时期，胡服在中原流行，推动中国传统服饰由“上衣下裳制”向“上衣下裤制”转变。另外，以肉食、奶酪、茶酥、胡饼为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也为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增添了新内容。著名的《敕勒歌》和《木兰诗》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碰撞的产物，可谓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北方民族的乐器、百戏杂伎以及绘画、雕塑、书法等也都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陈琳国、侯旭东《中国大通史·魏晋南北朝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作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和理由，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一主张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与交融特点，综合上述材料与问题谈一谈历史对我们今天应如何处理民族问题的启示。
材料一 西晋朝廷秘阁藏书29945卷；南朝宋朝廷秘阁藏书15074卷：南朝齐朝廷秘阁藏书18010卷；南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向民间征书。
——据[西晋]苟勖《晋中经簿》、[南朝]王俭《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南朝]谢胭等《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等整理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曾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后魏（北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徒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据[北朝]魏收《魏书·孝文帝纪》、[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等整理
材料三 有道士献道书，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摘编自《明太祖宝训》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南朝统治者和北魏统治者竞相下诏征书的背景，并说明孝文帝征书的目的。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国理政思想。
(3)综合以上材料，简要评议古代征书献书活动。
材料— 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奏汉时期正是这种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尽管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局面，但▲（朝代）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之后苻坚建立的前秦、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都曾结束北方的混乱局面。随着孝文帝改革等措施的推动下，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长期的分裂战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为躲避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的同时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
——摘编自王娟《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南人北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秦、汉最高统治者选择的主要统治思想并列举秦汉巩固大一统国家的地方管理制度。
(2)阅读材料二，完成“▲”填空。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
材料一 “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及祝文”（下图），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很早就见于古代文献。但因没有明确记载和实证，石室的具体位置久无定论。198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一个山洞——嘎仙洞石室内的石刻祝文。其文字内容不仅与《魏书·礼志》中记载的北魏皇帝此次祭祖的祝文文字基本相同，且多出78字。由此得以确证嘎仙洞即传世文献记载中的北魏拓跋鲜卑族“石室”祖庙，由此证实了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就是拓跋族鲜卑部的发祥地。
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及祝文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基本解决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土地和劳动者之间的分离，保证了每个劳动者都拥有了运用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北魏变旧的以户计征的租调制为新的以丁计征的租调制，具体规定是一夫一妇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结婚的男子四人，奴婢八人，耕牛20头，也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出产麻布的地区，可以布代帛缴纳。以丁夫计征的租调制具有一定的均赋意义。虽然奴婢和耕牛的租调大大低于一般丁男丁女，但大地主占有大量奴婢和耕牛毕竟必须承担纳税义务，那些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地主家族荫占的大批劳动力也必须承担赋税，从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户调制的弊端。
——摘编自张守军《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制》
(1)根据材料一，分析嘎仙洞石室祝文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中赋税制度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