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材料一 相传黄帝族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合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变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材料二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草原游牧民族打破了“与中国壤断土隔”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疆域线,进入了与汉文化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于是,胡文化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低势能文化与此反观照,汉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势能文化,并充分展现出其优胜性。胡汉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产生了胡汉文化质的不相容性文化冲突中的对立诸面不可避免地在文化冲突中改变自身原有文化心理结构,从对方吸收于己用的文化质,从而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趋于一体化。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应该说汉化是总体的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伴随着胡族入居中原,背景广阔的异质文化汇入汉族社会,在对传统文化造成剧烈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鲜而有活力的因素。实际上正是由于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得益于突破国家、民族、地域限制的丝绸之路的畅通,最终促进了南北统一后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辉煌盛世。
——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后人民的生产方式发生的变化。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汉化措施,并指出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鲜卑族入主中原时还处于游牧时代。进入中原后，由于受到先进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开始向封建制转化。鲜卑族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以及对其他民族残酷的统治，激起了北方各族人民的不断起义；随着北魏的发展，在鲜卑统治集团内部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北魏政权矛盾重重。
——摘编自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材料二 北方长期战乱，促成了各族人民的大迁徙，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在斗争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加强了团结和友谊。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出现了少数民族封建化和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孝文帝抓住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的有利时机，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孝文帝改革之前，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存着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加强了与汉族地主的联系。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大力革除鲜卑旧俗，推行汉化政策，采取整顿吏治设立太学、选用人才等开明政策，不论胡汉，注重才干，使得大批德才兼备的汉人知识分子跃身仕途。
——摘编自龚圣贤《孝文帝改革和民族融合的关系》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成功的意义。
材料 南北朝时期，钱币流通在江南地区变得较为普遍，刘宋时，汉川一带交易时不使用钱币，完全以丝绢为谋介；梁代初年，除了京师建康与三吴、荆、江、湘、梁、益用钱外，其他地区既有钱币，也有谷帛；至于边远的岭南地区，直到陈朝末年，仍然“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但总的说来，在整个南朝，钱币的使用范围和地域在不断扩大之中，谷帛的使用范围和地域则与此相反，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在北朝，实物经济的色彩却远比南朝浓厚，谷帛在流通领域十分盛行。自北魏建国初年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的100多年时间里，“钱币无所周流”，民间交易完全以谷帛作为货币。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比较南北朝货币使用的地区差异性。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南北朝货币使用地区差异性的原因。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应该说汉化是总体的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实际上正是由于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得益于突破国家、民族、地域限制的“丝绸之路”的畅通，最终促进了南北统一后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辉煌盛世。
——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中国古代文化史》
材料二 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摆在面前的就是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汉化，第二个是不汉化。不汉化的结果就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但汉化的结果还有你吗？所以为什么（少数民族政权）无百年之运，你汉化就跟我们融合了，还有你吗？
——《袁腾飞讲中国史》
请回答：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哪些措施体现了“汉化是总体的趋势”，据材料一指出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
（2）有人认为北魏孝文帝是鲜卑族的盖世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鲜卑族的千古罪人。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被称为“盖世英雄”和“千古罪人”的理由。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北魏政权汉化的本质有何认识。
材料 冯太后出身于北燕王室长乐冯氏，为人聪明明察，读过书，学过算术，是北魏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杰出人物。476年，冯太后临朝称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太和八年六月，冯太后下诏班制俸禄；九年、十年，她又亲自主持颁行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变化。她重视儒家教育，下令各郡设太学，置博士、助教，根据各郡大小招收学生。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冯太后用人颇具政治眼光，她器重李冲的见识才干，当时的政治措施、制度兴革多有李冲的谋划。冯太后对孝文帝的管教很严格，在其长期影响下，孝文帝成长为一位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孝文帝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孝文帝后来完全忠实地继承了冯太后的事业，延续了冯太后制定的政策。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冯太后对北魏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冯太后成为杰出政治家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以来民族交融的新变化，并简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一:南朝梁武帝派大臣陈庆之出使北魏，他在宴会上大言不断:“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言词中充满对北魏的蔑视，自以为长江以南才是“正朔”的所在。但是当他亲眼目睹洛阳旧貌换新颜,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回到梁朝后观点大变:"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承认南朝自愧不如。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孝文帝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也为北魏后期的统治埋下了无穷的隐患,特别是孝文帝大定族姓，移植门阀士族制度,在经济利益上一味向鲜卑贵族让步,这对尚无文化积淀可言的鲜卑贵族来说，无疑是给了他们滋生腐化的肥沃土壤。凡此种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褒,归于灭亡。
——摘编自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社会变化的主要原因。
（2）材料二的观点与材料-有什么差异?你是否同意材料二的说法,请简要说明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