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代以他官与三省长官共同参议政事，即为宰相会议。唐初建立政事堂，自此以迄五代，宰相会议始有制度化的决策方式。宰相会议的内容十分广泛，举凡军国事务，都可以进行讨论。宰相会议对于各种政事在讨论后所作出的决策，一般即以中书门下奏状的方式上报皇帝批准后，作为与诏令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件颁布，或者转交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起草正式诏令颁发。如果皇帝对于中书门下的奏状不予批准，则其所议即作罢论。反之，皇帝的诏令，在一般情况下也要经过宰相会议讨论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始正式第一次。

材料二   唐五代，在宰相会议中实行集体决策的制度。在政事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时，不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而是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对于决定的决策向皇帝上奏状时还必须有全体宰相的联合署名。如果某一宰相拒绝在奏状上署名，则此状即为废状。如果宰相意见未取得一致，各以己见上奏，则属于违反联署制度，往往要被解除职务。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一   汉唐时期的赋役制度

材料二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馀。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免）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文书）榜（张贴）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摘自白居易《杜陵叟》

材料三   初定两税，货重钱轻……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错）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和市”，以巧避微文（法律条文），比大历之数再倍……赋役日重。

——摘自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食货志》

材料一   三省分掌议政、决政和执行之权，实则将以前如汉代丞相之权，分隶三省，而总于皇帝，以便于皇帝控制。（唐代中期）以后仆射不是宰相，不参预决策，而专管行政。但还是注意发挥三省的定策、封胶和执行的作用，以期收到既能加强集权又能提高决策和行政效率的后果，从而强化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唐朝设置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其目的也在于此。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材料二   这样君权与相权互相制衡，避免了皇帝的独断专行。空帝作为最高领导，看待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宰相代表政府官僚机构，一般强调要按制度办事，要遵循官僚机构的运转规律，所以双方的冲突时有发生。

——摘编自马克走《世界文明史》